论科学论文学术价值评审存在的有限性

科学论文学术价值评审，受到以下因素的限制。

1.新理论的未知性

从严格意义上讲，任何科学论文所表述的主要观点、理论都应是前所未见的，具有首创性。它对审者而言，都是陌生的。审者只能根论科学论文学术价值评审中的有限性—任火据已经被确认的理论知识来推断其是否正确。但问题是，新理论往往是对已知理论的超越与否定，用已知理论来衡量新理论，是得不出结果的。例如，用牛顿经典力学的绝对时空观来衡量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观，或是用维恩定律来衡量普朗克辐射定律，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新理论总是一种事后的认证。即它要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检验才能被认可。据统计，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科学成果，从发表到公认(获奖)，平均需要大约13年时间，最长的时间间隔为5年。例如，美国人罗伊斯在1911年就发现T致肿瘤病毒，那年32岁，直到1966年才获诺贝尔奖，时年已是87岁。可见，审者对论文价值的评价，具有时空意义上的有限性。

2.实验的是否可信性

实验，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是提出和验证新理论的依据。因此，论文的实验部分必须清楚详细地说明实验设备的型号、规格、性能，实验的方法、过程以及结果。审者可以通过对实验部分的分析考察，来判断新理论是否成立。问题是，在通常情况下，审者是不会亲赴实验现场进行实地观察的。他只能根据论文所提供的实验过程和数据，来判断论文的理论价值。如果论文所提供的实验数据是可靠的，则审者可以对论文做出趋向正确的判断，而一旦论文未能详细提供实验情况，甚至故意伪造实验数据，则审者就很难对论文价值做出正确的判断了。例如，在轰动一时的“巴尔的摩(Baltimore)事件，中，MIT癌症研究中心的博士后MargotDToole正是在重点审阅了与巴尔的摩等人所写论文有关的17页实验记录后，发现一些关键性实验从未做过，有些虽然做过，却并未获得文章中所写的结果,从而彻底否定了巴尔的摩等人的论文。

3.非理性因素

科学论文的评审过程，是一个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交织、渗透的过程。一方面,审者要运用理性思维，以自身的学识为基础,对论文进行科学的考察;而另一方面，又会自觉不自觉地渗入个人感情、门派观念等非理性因素，从而使论文评审的客观性受到影响。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十分严重的。例如，年轻的法国数学家伽罗瓦发现，每个代数方程必有反映其特性的置换群存在，从而解决了多年不能解决的用根式解代数方程的可能性的判断问题，创造了“伽罗瓦理论”，莫定了群论的基础。然而，这一理论却屡遭权威们包括柯西、泊松的冷落。伽罗瓦在致法国科学院院长的信中指出，对于一般方程的根式求解问题，“委员会预先就决定，我对这个问题无能为力。第一，因为我叫做伽罗瓦;第二，因为我是个大学生。于是我的研究报告被埋没在委员会里。”直到伽罗瓦死后14年，他的成果才由刘-维尔向数学界推荐，得到承认。不仅象伽罗瓦这样的“小人物”受到冷落，就连牛顿这样的科学巨匠，其理论在确立过程中也要受到强大的阻力。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后，立即在笛卡尔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欧洲遭到非难，其中的天体力学部分以蔑视上帝的职能为由而被指控为异端邪说。牛顿根据万有引力定律预言，地球在两极呈扁平形状。法国著名科学家莫培督(Mauperutis)率领探测队，经过精确测量，证明了牛顿这一预言是正确的,但是由于门户之见，仍然遭到笛卡尔学派的非议与否定，由此可见，在科学论文价值的评审中，审者的非理性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4.非逻辑思维

科学论文的理论表述是逻辑性的，但是其创造的起点(或称源泉)却往往是非逻辑性的。爱因斯坦说:“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我相信直觉和灵感。”逻辑思维是科学创造的基础，非逻辑思维则是科学创造的关键。例如，爱因斯坦在意识到狭义相对论不能解决惯性与重量或者说与引力场能、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后，长时间陷于迷茫与苦恼之中，只是在一个偶然的瞬间，他突然想到，假设一个人做自由落体运动时，他决不会感到自身的重量。这便是他创立引力论的灵感，由此导致了广义相对论的创立。科学论文所阐述的理论，往往是在某种非逻辑思维的激发、碰撞下完成的，只有作者本人才对这一理论的创造过程有深刻地体验，而审者却是以通常的逻辑思维来对其进行审查的，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思维方式上的差别，这便会导致审者对论文学术价值认识上的有限性。

综上所述，对科学论文的学术价值评审,必不可免地要受到各种影响因素的限制。坦白地说，要对一篇尚未发表、有待证实的科学论文作出淮确、全面的估价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