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学术论文的指导工作，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关于我国的大学教育质量问题，文献提出了一种很有深度的剖析观点：中国大学教育质量问题主要是重技术教育、轻价值教育和重知识性教育、轻创造性教育。

所谓技术教育指的是过于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评价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时停留在“有形”的技术教育层面。诸如大学排名所依据的各项评估指标，如教育经费、教师队伍、科研经费、教学水平等等。所谓价值教育，指的是人文精神教育和科学精神教育。

人文精神教育指的是育人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使人格更加完善，使人体现不同于动物的文化生命。我国传统教育理念一直以德育为先，《大学》开篇则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英国教育家纽曼主张的是造就心智开化、心灵和谐、举止高雅的绅士的“博雅教育”；德国教育家洪堡强调个性和道德修养；中国教育家蔡元培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乃以人为本、完善人格。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则指出教育之本质是“育人非制器”，他要求他的博士背会《老子》和《论语》，就是为了培养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兼备的人才。

所谓科学精神教育是指使学生懂得科学探索是平和而艰苦、毫无功利且永无止境的过程。著名高校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真理为友”。这正是漫长的哈佛大学发展历程中，历届师生“与真理为友”，校训潜移默化、超越时空，积淀成一种“大学精神”。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华夏文化，但是缺少这种“与真理为友”的科学精神。所以在我国的大学教育中，重科技结果、轻科学探索的风气很盛。于是才有钱学森之问：“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在中国强化科学精神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重知识性教育、轻创造性教育的问题主要是我国大学教育一直缺失研究性教育过程。现在的中国大学教育，粗浅地把学习和研究分成了两个阶段：大学是学习阶段，研究生是研究阶段。这就是问题所在。而在美国，从小学开始，教育者就自然地把学习和研究揉为一体。教师布置小学生做《我怎么看人类文化》的大文章。让中学生开展各种科研活动。到了大学，学习和研究的过程自然交织在教育过程中。相比之下，中国大学教育过程中，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活动严重缺失。大学四年时间里，几乎都是“学习”过程。即便到了写毕业论文阶段，真正投入研究的学生却是少数，大多忙于考研和实习去了。因此，中国大学生普遍缺少质疑和批判精神的事实就不难理解了。

从我国大学教育的历史发展看，中国大学教育缺失“研究性”并非偶然。在建国初期，我国大学教育主要受苏联凯洛夫教育学的影响。那时候强调的是以教材、课堂和教师为中心进行书本知识传授。到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把书本的抽象知识转换为社会实践，强化在社会劳动实践中运用书本知识的能力。80年代初，开始注重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90年代，人们发现中国教育在创新教育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活动，都缺少创新知识的研究氛围。在教育教学核心理念上，从注重书本知识传授进步到强调把书本知识运用社会劳动实践中，再到注重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自认为很先进了，其实还不够。卡茨教授的教学理想意境是：使学生能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对学生们的答案提出质询，帮助他们发现现有理论的不足之处，带着疑问离开课堂。帮助学生发现现有理论的不足并带着疑问离开课堂，意味着仅仅是书本知识已经不够用了，需要充满热情的学生去探索、发现新的方法，并用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种意境已是将运用知识的教学目标提升到运用并创造知识的高度，从技能教育提升到创新教育。其实，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归根结底是对现有结论的批判，是对真理的追求。人世间本不存在绝对真理，只有善于对现成的既定的事物发问，对已有理论的否定，才可能提出新的问题，解决新的问题，形成新的真理。我国的大学教育正是缺少了这种对学生的质疑和批判精神的培养气氛和教育过程。

总之，为提高我国的大学教育质量，应该从“重价值教育”和“重创造性教育”的教学改革入手。特别是强调“明德至善”“心智开化”和“与真理为友”。强化指导本科生撰写学术论文的教育过程正是注重了在指导学生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激励学生独立研究和独立动手，进而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