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的经济学分析

对学术论文作者的“用”而“不引”行为决策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前提是,假设作者的经济人身份,即将他们看作是具有自利动机和追求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6>。效用最大化是指,具有稳定而不同的偏好且面临不同的约束条件的每个经济人是否采取某种行为,取决于他们对这一行为的预期效用是否最大化;每个经济人都会力图最大化其一切行为的预期效用=7>。按照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效用是从消费某种物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满足程度高就是效用大,反之,效用就小;如果从消费某种物品中感到痛苦,则其效用为负=8>。因此,可以把学术论文作者追求的效用理解为一种需要得到满足时的满足感,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学术论文作者在行为决策时遵循预期效用最大化(即“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原则,在权衡“用”而“不引”和与之相对应的“用”而且“引”这两种不同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之后,选择效用最大的行为=9>。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学术论文作者,应更注重精神上的满足,因此,分析其行为时,应侧重于精神效用。而且,由于学术论文作者对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的成本和收益评估涉及到时间、学术地位、规范、作者的道德修养等要素,因此,我们分别从这些方面对“用”而“不引”行为进行效用分析。

（1）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的时间效用分析。学术论文写作是一个复杂的脑力劳动过程,作者需要付出巨大的心血和汗水,这是其为此付出的成本。同时,一般情况下,学术论文的写作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否则,就会错过发表的良机,给作者造成很大损失,如精神上的不愉快,使其成本加大。写作所花费的时间越长,其时间机会成本就会越大,这样,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所获得的效用就可能为负,因此,作者趋向于在短时间内完成学术论文的写作,使其效用最大化。

据有关学者的计算,查找资料占论文写作过程的大部分时间。作者需要博览群书,才能在写作时旁征博引,游刃有余。但是在阅读过程中,作者大多不会刻意记录引文的具体出处;而且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现象普遍存在所造成的原始参考文献断裂,导致引文的实际出处不明,增加查找原始参考文献的实际出处的难度。这样,作者如果要“用”而且“引”,则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因此,他们趋向于选择“用”而“不引”,节省时间成本,获得正效用。可见,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的时间效用为正,与之相对,“用”而且“引”的时间效用则为负,因此,从时间效用分析,学术论文作者趋于选择“用”而“不引”。

（2）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的学术地位效用分析。学术论文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能反映作者的学术地位,特别是在关键领域的首创论文,对确立作者的学术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学术论文中对参考文献“用”而且“引”的话,作者可以获得“引用收益”,即读者对其在此领域的研究深度的肯定,以及引用权威研究成果增加的其学术论文的说服性等所带来的“收益”,这是作者从“用”而且“引”行为中获得的正效用。相反,在学术论文中对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的话,作者虽然会失去上述的“引用收益”,却能够获得“首创收益”,即作者由于在某个领域的创新而得到的他人对其学术地位的认同和肯定,虽然这种收益来源于“用”而“不引”导致的他人研究成果“自身化”给读者所造成的错觉,它对于作者来说也是正效用,而且这一正效用应该远大于“引用收益”效用。虽然“首创收益”效用存在较大风险,但是风险越大,预期的“学术地位效用”也越大。因此,从学术地位效用分析,作者会选择预期效用更大的“用”而“不引”行为。

（3）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的规范效用分析。当前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并且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往往会出现社会伦理道德的危机。在这个时期,旧的不规范行为将在自我否定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还会垂死挣扎,急需规范的约束;新的规范行为将在自我肯定中逐渐形成,但势单力薄,也急需规范的引导。这里所说的规范,特指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立法关于参考文献引用的条款和相应部门对学术论文引用方面的硬性规定等。学术论文的参考文献“用”而“不引”是一种不规范行为,一经暴露必然遭到或轻或重的惩罚,这是作者为此付出的代价,即“违规成本”,作者从中获得负效用。反之,作者如果“用”而且“引”的话,不仅可以规避“违规成本”,而且在各学术期刊越来越注重规范的现代社会,其论文被录用的机会增加,为其带来正效用。因此,从规范效用分析,理性的作者不会选择“用”而“不引”行为。

（4）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的道德效用分析。在影响参考文献“用”而“不引”行为决策的要素中,学术论文作者的道德修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般,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道德水平。“用”而“不引”等于“学术盗窃”,即使没有受到惩罚,作者也会因为受到良心谴责而付出“道德谴责成本”。而且,作者的道德修养越高,其“道德谴责成本”就越大,从“用”而“不引”行为中所获得的负效用就越大。相反,学术论文作者如果选择“用”而且“引”,不仅不必付出“道德谴责成本”,而且还会为自己遵守了学术道德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愉快感觉,获得“幸福收益”,产生正效用,这种“幸福收益”也是随着作者道德修养的增高而增加的。可见,从道德效用角度分析,具有较高道德修养的作者也不会选择“用”而“不引”行为。

（5）参考文献“用”而“不引”的总体效用分析。以上分析表明,“用”而“不引”的时间效用和学术地位效用为正,规范效用和道德修养效用则为负;而“用”而且“引”的时间效用为负,学术地位效用、规范效用和道德修养效用则都为正。但这四个方面所占的权重不同,作者的道德修养起决定作用,规范起着制衡作用,时间和学术地位起促进作用,四方面因素相互结合构成作者“用”而“不引”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系统,任何作者的行为决策都必然建立在对这四个要素的综合效用评估之上,但评估结果会因人而异。当评估结果显示,“用”而“不引”的各效用之和大于“用”而且“引”的各效用之和时,作者就会选择“用”而“不引”;反之,则会选择“用”而且“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