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好史学论文应注意的问题

写文章，对每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应该和工人怎样操作机器进行生产，农民如何使用锄头、铁耙耕耘土地一样，是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然而要写好一篇文章，又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一篇成功的论文，可以反映出一位学者长期的科研成果、辛勤劳动的结晶和多年磨炼的功夫。要写写一般的文章还可以，但要写好论文确实不容易，特别是要写出一些有价值的论文更要花很大的代价。因为写历史论文，不但要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有独特的见解，而且还要阅读必要的史书，查找相当充分的史料依据。西方史学家高脱脱说:“历史需要艺术家的天才，科学家的组织与分析能力，研究者的敏锐与勤奋，以及哲学家的真知灼见。”今就如何写好史学论文应该重视一些问题，结合自己长期从事历史教学的实践与经验体会，谈些看法:

一、选好论文题目，是写好论著的关键

写什么?怎样写?取决于题目的选择。一般说，题目选好，和射手瞄靶一样，是首要的一关。因为题目是全篇文章的灵魂和中心思想的总反映。论文题目好坏的标准，要看是否能让读者引起兴趣，或籍此是否能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题目(标题)似同一个人的脸蛋，一看就会让人产生美感，或其他各种好坏的反应。至于如何选好题目，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1．选题范围不能太大，应该有所突破。

1979年我给杭州大学历史学系1978年级学生上中国通史课时，要求全班82位同学每人写一篇2000字以内的短文，大题目是《评唐太宗》，要求大家围绕唐太宗去选择各自的靶子，定出写作标题。结果全班82位同学写了近100篇文章，题目都比较新颖，如计翔翔《试论唐太宗与法制》、钱政嘉《唐太宗与兼听》、岑宇奇《评唐太宗的统一战争》、杨卫平《唐太宗与东突厥》、李熊熊《唐太宗镇压农民军辨》、裘杰《唐太宗与让步政策》、汪建丰《论唐太宗及其让步政策》、陈存福《唐太宗的用人》、胡哲峰《简论唐太宗的用人》、张克夫《评唐太宗的用人》、李京丰《从唐太宗征高丽看他的阶级局限性》、马丁《简论唐太宗的战略战术》(后修改为《唐太宗是个军事家》)、孙平《论唐太宗的纳谏》、华丽《励精图治的有效措施─评唐太宗纳谏》、黄朴民《试论唐太宗的功过》和《唐太宗统一全国及其意义─兼论唐太宗并不镇压农民军》、张志锐《善识民力与让步政策》、周祖秀《唐太宗与魏征─从两人关系看唐太宗的纳谏》、刘为《唐太宗对东宫和齐王府属僚的政策》、周明《简评唐太宗的用人与纳谏》、赵一生《论玄武门之变》、楼毅生《简论唐太宗在统一事业中的作用》和钟安西《从霍邑之战看唐太宗的军事才能》等等。这些选题由于问题集中，就能写出特色，如计翔翔的《试论唐太宗与法制》一文，经过修改增加到3000余字，在《杭州大学学报》(季刊)1980年第3期发表，李熊熊的《唐太宗镇压农民军辨》一文，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但也有因题目太大致使写作失误的教训，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选题、改题，重起炉灶，结果是既费时间又拿不到好的成绩。

2．要从读史书中发现问题，选择研究重点。

如我自己在读《明史》和有关论著时，发现历来的历史学家对张居正评价不公平，1980年5月底获悉南开大学郑天挺教授将主持召开国内“首届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应邀出席宣讲论文。我就着重攻读50万字的《张文忠公全集》，然后写出《张居正经济思想研究》(29，000字)一文，8月赴会报告，受到与会代表和媒体的赞誉，会后又缩小题目范围，改为《张居正的经济思想及其整理财政的措施》，于1982年在《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发表。再如1977年我在发起与组织领导杭州大学等国内十所高等院校合作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时，自己撰写“五代十国史”，查阅了不少著作，感到对周世宗的评价不到位，对不少问题的研究不但不理想，而且很肤浅，于是以《周世宗的改革及其历史意义》为题，写了15000字的论文，1979年先给杭州大学1979年级哲学系同学讲课(印发讲稿)，获学生好评后，便正式发表。

3．要从旁人的论文中去发现问题。

如《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发表了张道贵、顾吉辰合写的《流动作战不是黄巢起义失败的原因》，提出“流动作战是黄巢起义的胜利之本，建立根据地是其失败之始”的论点。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观点，就发表《试论黄巢起义失败原因》一文，与张道贵、顾吉辰商榷，认为黄巢起义“流动作乱、不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其失败的关键所在”。

4．要从社会需要或现实生活中去找问题。

历史科学要为现实需要服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研究成果与现实需要的关系问题。全国解放前夕，郭沫若同志写了李自成农民军的教训一文，受到政界和学术界的很高评价。据此，我在1979年根据现实需要和《杭州大学学报》编辑部约稿，发表《唐太宗与魏征》一文，阐明唐初的纳谏和用人政策的重要意义。1980年冬天，杭州市外事办公室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委托，要求我们寻找350年前意大利籍传教士卫匡国墓，我应邀投入这项工作，撰写了《十七世纪意大利汉学家卫匡国在华活动及其墓地考》。接着，因对外交流需要，先后刊出《意大利汉学家卫匡国墓地考》、《意大利汉学家卫匡国小传》、《马尔蒂尼(卫匡国)在华活动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论意籍汉学家卫匡国的历史功绩》、《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十七世纪意大利汉学家卫匡国墓地考》(修订本)，等等，均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称誉和好评。1981年冬季开始，又应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同道的要求和国内编纂海港史的需要，先后撰写刊出了《明代宁波港海外贸易考略———兼论双屿港国际贸易市场》、《试论明代浙江的海外贸易》、《明代宁波港的海外贸易及其历史作用》、《论十六世纪浙江双屿港国际贸易市场》、《论十四至十七世纪宁波港在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南澳岛在明清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论十七至十九世纪中国乍浦国际贸易港》、《论清代乍浦国际贸易港的发展与繁荣》，和《古代江浙地区海外贸易专有名词考释》。

同样，我在指导学生时也强调选题要与现实需要挂钩，如1979年楼毅生、钟安西两人还是二年级学生时，指导他们合作完成《试论康熙的经济政策》一文，很快在专业刊物出版。1979年傅樟绸写毕业论文时，在我指导下撰成《试谈康熙的用人政策》，也很快在期刊杂志发表，《中国史研究动态》还作了报导。

5．充分利用索引资料，从中发现稀缺题材。

如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全国报刊杂志索引和历史学年鉴等都是很好的资料，从中可以了解前人研究成果、当前研究动态和信息，获得启发，对选题大有好处。如我在寻找卫匡国墓地时，先从资料索引着手，然后再进行实地调查，撰写了《书海探古墓》一文。

二、资料有新的发现、观点有独特的见解，是写出好文章的必备条件

写好史学论文的第二个必须注意的问题，是如何面对史料。史学论文(包括著作)价值之大小，不在文笔之优劣，不在其批判之高下，而全在采用史料之正确与否，或者有新的史料予以论证。如果没有完备、正确的史料，虽有优美的文笔，高超的批判，无异于空中楼阁，只能称之为文学作品和政论而已，不能视为史学论文或史学著作。如果能在正确采用史料的基础上，加上有新的史料予以充实论证，写出来的才是好文章。其次，观点正确与否，新鲜与陈旧，也是写好史学论文必须重视的事情。如1992年我给杭州大学历史学系1989年级本科生讲明清史时，带他们到平湖市乍浦港实地考察并授课，当时获得清代慈禧太后出生乍浦的口碑和一些留存下来的遗迹。我想这是引导学生写史学文章的好题材，便向全班同学提议，希望以“慈禧太后出生乍浦”为标题撰写一篇文章，自愿参加，由我具体指导。开始有6个同学报名参加。在寻找查阅史料的过程中，他们感到很难深入下去，于是一个一个地打退堂鼓，最后剩下一个同学潘捷红也要打退堂鼓，我在鼓励她的同时，不但授予她读史书和查资料的方法，而且具体指导她深入挖掘史料，甚至帮她一起查找资料，然后让她动笔成文，帮她反复修改写成《慈禧太后出生在乍浦》一文在浙江日报刊发。随后新华社又以《南中在哪里史界有新说:慈禧生于浙江乍浦》为题，转发此项研究成果(详见《解放日报》1993年8月23日“新华社杭州22日电”)。平湖县电视台闻讯后赶到杭州拍摄《慈禧太后出生在乍浦》专题新闻报导，随之浙江电视台也立即予以转播。

三、“注释”很重要，似同文章的血脉，要写好史学论文绝对不可轻视注释

论文和著作，是大量史料、口碑、文物、古迹和伟人名人的名言等集合而构成的产物，其提炼水准的高低，决定产品的质量。这样，我们可以从一篇论文或一部著作的注释中看出作者的学术涵养、治学功力、人格品质等基本素质。有些出版部门审查一篇论文或一部著作时，首先不看你的正文写得好不好，而是先看看你的注释有多少？再看注释是否规范?搜集的资料是否全面?对前辈和他人的研究成果是否尊重?甚至从中揭示有否剽窃抄袭行为等，因为注释似同文章的血脉一样重要。如果没有注释或者注释很不规范等等，文章和著作就很可能很快被编辑扔进废纸篓，或者立即被枪毙!

对此笔者深有体会，如拙文《白头军起义及其抗清斗争考》有115个注释(正文14000字，注释有7000余字)，可说明注释之重要:1960年我参加编写《浙江十府经济概况资料》，在查阅浙江十一府府志和所属各县志，以及各种野史、笔记等，发掘出浙江在明末清初有一支席卷金衢严宁绍台温处杭嘉湖等十一府的白头军起义资料。接着又查阅江苏和部分安徽的省府县志，随后写成《论述明末清初江浙的白头军起义及其抗清斗争》一文，在1964年5月1至4日纪念杭州大学建校36周年科学论文报告会上宣讲，后来著名明史专家谢国桢教授来江南访学，发现拙文的刻印本，不但向其研究生推荐，“要读书有间”，即从文献中看出被掩盖的实质问题，解决历史谜云，而且直接推荐到《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发表。因为论文有大量注释作后盾，随后又查阅了福建的省府州县志，修改后定名《白头军起义及其抗清斗争考》，如果没有详细的注释说明，白头军名目也难成立。近年有学者编写一部省级地方史的通史，他写了白头军起义和抗清，竟没有一条注释说明其史料和史实的来源，从而暴露了这位学者的治学态度和人格素质的问题。

注释又似路标、有利文章的补充与续写。笔者在撰写《论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历史功绩》时，由于不慎，从一篇没有出处(注释)的文章中引用胡雪岩从日本运来铜钟捐赠各寺庙的情况，还把这篇文章作为史料来源加入注释。后来发现该文是抄袭拼凑的伪劣产品。有关铜钟史实，原来是吾师张慕骞教授(名张)，1934年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三卷第五期第一至八页发表译文《杭州及其附近之日本钟》一文，介绍日本驻杭领事米内山庸夫先生于1934年8月，在日本《支那杂志》“支那研究专号”发表的《杭州及其附近之日本钟》文章。他受日本国文化事业部(省)速水一孔翁先生的委托，在杭州调查日本铜钟之踪迹。他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八月赴任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离任，三年内在杭州发现胡雪岩从日本纪州、大阪等地购运回国的、捐赠寺庙的刻有“钱唐弟子胡光墉敬助”阴文洪钟，有杭州吴山省城隍庙大殿等十四处。据米内氏文中提到胡雪岩从日本购运回国的大铜钟有五十口之多，经笔者查实，目前杭州和江浙皖等地胡雪岩捐赠的铜钟有19口，占胡氏从日本购运回国铜钟的三分之一以上。为配合中央电视台开播“胡雪岩的启示”，又撰写修订稿《论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历史功绩》。

四、写好论著还应做到三勤，只有经过不断磨炼和反复写作才能获得优秀成果。

三勤是指脑勤、手勤、脚勤。脑勤要勤于思考、构思，脚勤要勤于调查研究，搜集口碑、实物资料，手勤就是要不断地反复地撰写、修改。如果学历史的人，不会写历史，这是一大弊病，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指出:“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英国十九世纪晚期大史学家阿克顿爵士(LordActon，1834—1902)在不同国家受过教育，具有惊人的学识。他搜集了许多有关自由史和法国革命的资料，但他却没有写出自己的著作。这一方面是他对史料要求过精过细，另一方面也是他缺乏必要的组织运用材料的能力。他虽然有庞大的计划而终究没有实现。所以大胆实践是必须的，如近代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幼年体弱多病没有受过系统的正规的教育，大学只念了一年，但他写出了世界著名的史学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我们中国历史上以及当代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人才也不少。如原上海《国际展望》杂志社主编助理，先后兼任《军事历史》杂志特约编辑和历史版责任编辑的青年学者谭飞程先生就是一个范例。他从小受祖父谭永威先生的文学熏陶，加上外祖父母都是革命军人身份的影响，中学时代爱好文学和史学，对战争史兴趣浓厚，他从自己身边的书本上收集抗战殉国的将领，起名《炎黄忠魂录》。高中时对武汉会战颇感兴趣，还曾与一位同学玩自制纸上兵棋推进游戏，模拟推演了一番武汉会战的经过。参加演讲比赛时，特意选择以常德守城的八千勇士为主题。到了大学时代，发现国内对国军的了解还算深入，但对侵华日军的了解就不多了，于是重点转移到了对日军部队的关注上。大学毕业后于2003年1月进《国际展望》杂志社，至2010年6月的七年半时间内，撰写出版书籍5部;历史、时政、军事类的文章113篇，合计118种。尤其是应邀台湾知兵堂出版社撰写20万字(加上图片、照片和双方将领简介、图表等，全书长达39万字)的《武汉会战》(中国称为武汉保卫战，日本称为武汉攻略战)一书可以说明问题，对该著的撰写出版时间，出版社要求如同战争一样神速:台湾的繁体字版，2009年7月在台湾以特刊形式出版;简体字版，知兵堂授权武汉大学出版社以引进图书形式于2010年5月出版。2009年仲春时节，他受约写作关于抗战系列战役的书稿。商谈时得知武汉会战和随枣、枣宜会战尚未有人接手，于是他选择了武汉会战作为选题。他发誓要写出一部能够影响国人、有着传世价值的作品，签约后他夜以继日，整整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完成书稿，当时连晚上睡觉，梦里还在纸上作地图，真是辛苦异常。他后来回忆说:“虽然写这本书稿十分辛苦，但我觉得这与面对抗战时内心的痛苦来比，简直不值一提。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曾在历史上经历的这种苦难煎熬着我，尤其痛苦的是，这种苦难是具有历史根源的，不是一人一集团一党之责任，是整个民族和社会落后，从上到下全体积弊重重的问题，是国家和民族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以至于就在写完书稿之后，我仍然无法从这种痛苦中走出来，深深陷在其中好长一段时间。我期望广大读者在阅读了最后一章之后，停止一些对历史的片面的攻击言论，真正将有限的精力和智力投入到对国家对历史对民族有益的思考上去。”

可见，他不仅做到三勤，还投入爱国抗战的情感，不惜一切牺牲，面对武汉会战一样的撰稿任务，以顽强的意志和精神，才获得硕果。现在该著深受社会各界关注与好评，百度网发布武汉大学出版社写的内容简介，指出:“本书对二战中的武汉会战的战争过程进行了详细而客观的描述，并对武汉会战的胜负进行了详细分析和客观评价”;认为“这是抗战中日军战略进攻的终结，这是抗战中双方战略相持的开始，这是抗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又指出《武汉会战》属经典战史回眸·抗战系列，已被列入“高等艺术院校民族器乐教学书系”。另外合作编著的《联合舰队内幕·旧日本海军主战装备与太平洋战争》、《特遣部队档案·1940年代:美国海军的光辉岁月》、《纳粹空中武库·秘密档案中的超级武器与帝国兴衰》，均被列入“《国际展望》10年精品系列”。近著《世界重巡洋舰全集》，10万余字也顺利出版。可谓成果累累，正是非三勤者莫属的典范。

由于是在丝织物上作书，涩滞难写，故天然地出现了一些“刷字”的迹象，正体现了米芾“风樯阵马，八面出锋”的书写特色。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曾在《蜀素帖》上题跋云:“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见《蜀素帖》跋语)《蜀素帖》称得上是“米字”中的精华，应将其列应为“天下第三行书”。但有人认为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应为“天下第三行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勿庸讳言，就诗的艺术性而言，米芾无法和苏轼相比，但若论书法艺术，则《蜀素帖》要远胜《黄州寒食诗帖》一筹。首先，《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随意写的一幅手札，并非有意创作一幅书法精品，而《蜀素帖》则是米芾有备而来，着意要创作一件传世作品，两人在书写作品前的精神状态不一样。就一般情况而言，有强烈创作愿望的书法作品，其“精、气、神”诸方面的表现会不同一般，作者的“十八般武艺”会尽数展现;其次，就两件作品创作手法的丰富性而言，《蜀素帖》要比《黄州寒食诗帖》丰富得多;董其昌曾直言不讳地说道:米芾书法“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东坡之上。”第三，从对后世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力而言，《蜀素帖》的影响要比《黄州寒食诗帖》深广得多。由于“尚意”性更强，《蜀素帖》中不少字的结体、笔画、笔势运用了夸张的手法，显得奇险、浪漫，更富审美情趣，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动感和灵气，更吸引书法临习者热爱和摹仿。这些手法对当今“流行书风”也起着潜移默化的启发作用。可以说，凡写行草书的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无不曾反复临摹、诵读《蜀素帖》，从而受到熏染。《蜀素帖》对书法界的这种巨大影响力，还将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黄州寒食诗帖》虽然影响也很大，但远不如《蜀素帖》那样影响深广，令追慕者刻骨铭心。因此，笔者认为，米芾的《蜀素帖》应排在《兰亭序》和《祭侄稿》之后，列为“天下第三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