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学博士论文选题与学术创新

从选题与学术创新的关系来看,可以从研究倾向和出新模式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根据研究倾向的不同,可以将选题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类,二者相辅相成,都是学术创新的重要环节。需要说明,基础研究不等于上述宏观研究。基础研究选题应当是具有前提性、原理性、根本性的知识主题,它可以很微观,但仍不失为基础性选题。与此不同,宏观性选题应当是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的知识主题。比如,刑事政策、犯罪控制都是很宏观但又偏应用的知识主题,而罪状、犯罪的实行行为等问题则是非常微观却又偏基础性的知识主题。此外,按照出新模式的不同,可以将科研选题分为竞争型和拓展型两种。竞争型研究是指围绕一个已有的研究选题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新,通常表现为批判、挑战前人观点,或者表现为质疑、补充前人研究的不完善之处,或者表现为转换新视角认识老问题。拓展型是指研究了别人没有专门研究过的问题,即所谓填补空白式的研究选题。

引入这两个变量后再来观察选题内容,笔者发现了以下几个数量关系:??同时从研究倾向与问题类型两个角度看,围绕犯罪本身的应用研究选题有154篇,占样本的44%,位居第一;围绕对犯罪反应的基础研究选题有87篇,占样本的25%,位居第二;围绕对犯罪反应的应用研究选题有77篇,占样本的22%,位居第三;最后,围绕犯罪本身的基础研究选题最少,只有33篇,仅占样本的9%。??同时从出新模式与问题类型两个角度看,拓展型犯罪研究的选题有132篇,约占样本的38%,位居第一;拓展型对犯罪反应的研究选题有129篇,约占样本的37%,位居第二;竞争型犯罪研究的选题有55篇,约占样本的15%,位居第三;最后,竞争型对犯罪反应的研究选题最少,只有35篇,仅占样本的10%。??同时从出新模式与问题容量两个角度看,拓展型中观研究选题有131篇,约占样本的37%,位居第一;拓展型微观研究选题有77篇,占样本的22%,位居第二;拓展型宏观研究选题有53篇,占样本的15%,位居第三;竞争型中观研究选题有34篇,占样本的10%,位居第四;竞争型宏观研究选题由29篇,占样本的8%,位居第五;竞争型微观研究选题最少,只有27篇,仅占样本的8%。

通常认为,应用研究较之于基础研究、拓展型研究较之于竞争型研究更接近于创新性的要求。因为应用研究回答了社会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实现了理论向实践的转化,而拓展型研究开拓了研究空间,填补了研究空白,无疑更加符合学术创新的含义。而且,这种理解还具有相当的理论依据。按照知识社会学原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就是说,正是知识以外的社会存在,如阶级、地位、社会群体、生产方式、权力结构、历史传统、文化冲突等因素,决定并推动着知识的发展,是知识创新的动力源泉,而知识只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据此可以推论,既然外在的社会现实推动着知识生产,那么,这种生产过程的最新产品自然应当表现为知识的有效应用,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研究领域拓展。至少,一提到学术创新,人们首先联想到应用研究中的重大突破性进展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如果认为只有应用研究和拓展型研究才是学术创新的话,则是对学术创新的误解。分别来看,认为应用研究才意味着创新的观念源自于知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看法,即社会实践和需要是推动知识创新和验证其合理性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个判断本身的合理性程度值得进一步探讨。首先,认为所有思想都是由现存的(即社会的)状况决定因而不能声称为真的论点自己却声称是真的??。就是说,这种认为只有外在的社会现实才决定着知识的真理性的观点,自己也面临着自我驳斥的危险。而且,强调社会对知识生产的决定性影响的观念中,很可能包含着这样一种理解:认为这种决定主要是一种功能性的影响,知识意味着对社会整体的有用性。这种理论认为知识是出于维护社会生活统一性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因此,可以通过对社会生活整体的分析来解释知识的本质和特征。这种理解无法解释的一个知识现象是,同一社会整体中为什么会同时存在有用而相互对立的思想、理论和知识。或者说,当触摸到??对谁有用???的问题时,有用即真理的看法便可能陷入困境。再进一步看,知识的产生和知识的被接受实际上是虽有联系但各有不同的两回事。相比而言,如果说知识的产生更多地受制于理性因素的话,那么,知识的被接受倒是有可能较多地受社会现实、历史阶段、社会分层、文化冲突甚至是某些偶然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例如,哥白尼学说之所以被人们接受,起初并不是由于人们被哥白尼或伽利略展示的论据所具有的理性力量所说服,而是由于,一方面人们厌倦了基督教的教条以及同这种教条联系密切的托勒密天文学;另一方面哥白尼的学说对天体运行的解释比托勒密的理论更为简洁明快。

在涉及社会实在的信念的选择方面,非理性的或社会的因素在其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更为明显。人们接受某种信念或信念体系往往既不是因为它如实地反映了实在的本来面貌或揭示了客观规律,也不是因为它论证严密。经常出现的现象是,决定某种信念或信念体系是否为人们接受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否满足了社会的需要。罗素的学说在中国的命运可能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总之,不宜将学术评价的理性因素与社会因素混为一谈,社会实践和需要是说明知识创新的重要标准,但不一定是唯一标准。所以,学术创新的评判不能仅仅与应用性联系在一起。

再来看拓展型研究选题的创新性评价问题。出新模式是学术创新的空间要素,而人文社科研究的创新性程度可以从许多角度加以评估,其中,发明了某个范畴或类型学标准是创新,发现了某些从未发现的社会事实、规律也是创新;对某个已知的论点做出了新的论证是创新,对某个结论未知的问题给出了回答也是创新;经过严格的演绎程序导出了新的结论是创新,经过严格的归纳程序推出了新的结论也是创新;批判、摧毁某个学科原有的观念或概念体系可能是创新,在不同学科的原理、方法之间建立起联系、发现共性也是在创新;建构本学科自给自足的理论体系是创新,成功引进了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从而发现了观察老问题的新视角或提出了新的问题同样是在创新。然而,所有这些创新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创新的源泉就在于学术研究的成长潜力,成长潜力越大的研究领域才越可能出新。所谓成长潜力,就是指某类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之间相互整合、自我推进的内在条件或前提。这个界定不仅意味着学术研究的成长潜力主要以需要研究的问题本身为载体,成长潜力就在于多学科间的交叉合作,更重要的是说明,成长潜力不是关于创新性大小的结果评价,而是能否不断创新的可能性,是决定着学术研究可否持续发展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所有选题都设法寻找别人尚未专门研究的空白而回避重复检验及学术争鸣,总有一天会出现??题荒??即选题枯竭。拓展型选题的确为学术成长填补了空白,但从外延上看,一个学科的知识主题是有限的,过多地依赖拓展型选题的创新是??吃子孙饭??型的创新,不能太多。而科学的标志之一就是可重复性,外延有限而内涵无限。从这个意义上说,竞争型出新模式不仅是学术勇气的体现,而且,具有一定比例的竞争型选题是学科可持续发展的标志之一。

从科学史和科学学理论来看,简单地认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竞争研究与拓展研究中哪个更具创新性,也不符合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美国哲学家库恩认为,科学发展是一个常规科学与范式革命相互交替的过程。所谓常规科学,就是??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这里作为??基础??的??科学成就??实际上就是指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即??实际科学实践的范例??,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牛顿的??原理??、??光学??等等,这些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在范式革命到来之前,常规科学的任务主要是??扩展那些范式所展示出来的特别有启发性的事实,增进这些事实与范式预测之间的吻合程度,并且力图使范式本身更加明晰。??特别有意思的是,库恩将这种常规科学称作??令人迷醉??的??扫尾工作??,是一项高度积累性的事业,目的在于稳定地扩展科学知识的广度和精度。然而,当常规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少数学者开始发现,他们无法利用现有的老范式有效地探究或解释世界的某个侧面、特例时,便开始了老范式让位于新范式的过程。其中,原有基础理论和信念的动摇,科学家队伍的分裂重组,在重大基础理论问题上的争论和分道扬镳,构成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范式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是必须,范式的更迭意味着学术资源的浪费;但是,当人们发现老范式的确束缚、阻碍着科学进步时,就像制造业中生产工具的以旧换新、社会历史中政治制度的新老交替一样,科学家也需要经过科学革命迎接新范式的到来。之后人们发现,??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例如,在犯罪学的自身发展历程中,从最早的神学预定论到用人性否定神性的自由意志论,再到后来的科学犯罪学,犯罪现象随着人们犯罪观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如果用库恩理论解读基础与应用、竞争与拓展等不同研究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认为,应用研究和拓展研究类似于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而基础研究和竞争研究与范式研究的含义有些接近。果如此,在常规研究阶段,人们需要踏踏实实地回答主导范式提出的问题,填补知识积累过程中的空白??????着力于应用和拓展研究。而在现有范式已经过时或者正在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时,就需要学者用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审视现行主导范式,为范式革命的到来做好心理和知识上的准备着力于基础和竞争研究。当然,即使是在范式革命时期,也需要在大胆接受新范式的同时发扬原有范式中的合理成分,以防新范式的片面畸形发展。既如此,基础与应用、竞争与拓展之间的关系就根本不是个谁更可能创新的问题,而是需要用动态的眼光来考察其比例关系的问题。换句话说,在常规科学期间,需要足够多的应用研究和拓展研究以完成现行范式规定的探索任务,充分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而一旦范式革命的出现成为必然,就需要大量基础研究和竞争研究以实现新老范式的交替,为新的常规研究奠定基础。

既然我们已不再感兴趣从应然性角度对选题类型进行简单的定性或静态比较,何不着手选题类型的动态结构性测量,去感受科研创新的实然过程?根据上述分析,我们首先可以观察两种研究倾向以及两类出新模式各自的比例及其变化。然后,我们还可以同时从研究倾向和出新模式两个角度测量??竞争型基础研究??、??拓展型基础研究??、??竞争型应用研究??、??拓展型应用研究??四类选题的比例及其变化。如果库恩理论的引入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通过这两个测量间接地感知到犯罪与刑法研究在常规科学与范式革命动态循环过程中的大体位置。理论上,我们只知道哪种类型的研究选题都很重要,但我们没有根据建立假设说,这两个比例关系应该是多大。其实,得到这个比例关系的应然值这一企图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这两个比例在昨天有多大,今天是多大,明天会多大。我们只能说,如果以应用研究或者拓展型应用研究的比例指示常规科学的大体规模的话,那么,这两个比例越大、上升趋势越明显,则说明该研究领域中的范式革命尚未到来,尚未出现抛弃现有范式的需要、条件和迹象。反之,如果这个比例呈现出趋小的明显态势,则可能预示着整个学科或者学科中的某个问题上范式革命的来临。这种描述的意义在于,学者可以据此安排、调整选题规划,使学科的整体发展多一些理性因素。

问题是,实际观察的结果到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