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术论文规范问题的议论

上期就学术创新问题发了一点议论,本期则想对学术论文的规范问题发表一点看法。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是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同志近期以来，在不同场合强调学术著作的出版要有严格的门槛，要有基本的出版规范，索引、注释、主题词、参考文献等基本要素要健全，并提出总署将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二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每年年终要对院内各部门、各单位的科研成果进行鉴定评比，其中科研论文是一个重要的板块，院内外的学术委员对不少送评论文颇有微词。原因是，这些论文不能说没有撰写者的心血，但仔细较起真来，问题真还是不少：有的是书评式的，太浅、太短、太简（并非说书评不可以成为优秀科研论文）；有的其实是一种总结式的综述性文章，虽然也有某种作用，但科研含量太少、太轻；有的倒是表现出一定的感情，文笔也不失为流畅，但与科研论文相去甚远。一些文章虽然显露出一定的思考、见解与创新，但是引用不严谨，引文无出处，有出处者也不乏转引者的再转引。

其实，学术论文撰写不规范的问题，只是一种现象，追溯下去，根子还是扎在学术研究不扎实、多浮躁的“土壤”里。为学者已被市场经济、就业压力等搞得晕头转向，哪有时间和心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真正地啃几本书，琢磨几个问题，提出若干真知灼见，写就一篇翔实论文；为师者也被同行竞争、年度考核、利益追逐等缠得气喘吁吁，能把自己的眼前任务对付下来，已相当不错了，哪里还有精力去精心指导弟子出成果、成高徒呢？就研究岗位上的一些同仁而言，也被社会的种种浮夸的活动拽得难以自已，读书功夫欠缺，研究功底见弱，拼凑论文多为晋升或达标，害得出版界也跟着出了不少的泡沫书、泡沫文章。“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如何克服与诊治这种不规范的学术、科研疾病呢？是不是有这么几种思路，不妨一试。

其一，观念上的正本清源。学术研究乃一国理论之根基，思想之源泉，文化之依托；学术论文或专著则是学习研究的成果之体现，心血之结晶，文明之传承，应首先强调学术研究上的态度端正。毛主席他老人家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只有在研究和学习过程中，潜心钻研先贤、他贤，且持之以恒，才可能有论文和专著中的真知灼见。反过来，我们强调学术论文和专著的规范，目的仍在于倒逼学术研究的严谨成风与深入持久。是国，就不能没有专家、学者，是专家、学者就不能不做学术研究，是学术研究就不能不遵守公认的学术规范。

其二，制度上的抑恶扬善。观念上的正本清源，还需要制度上的配合与衔接。从正面讲，针对付诸刊发或出版的学术论文及学术专著，应有一套类似“检疫检验”的制度。从接收稿件开始，一直到刊出和出版，应该全流程、全方位地设置审查环节，不经过此系统环节，则不能“出生”。凡“出生者”均应达到规范底线。从另一方面讲，我们的制度和规章还需要对违背这些正面的要求，乃至对社会和学界造成某种损害和不好影响的情形进行某种批评和“惩罚”，以使更多的人意识到这样做是完全不可以的。如是去做，就会使比较自觉的学者、学子得到褒扬，而不够自觉的学人受到限制和压力，从而有利于规范风气的形成。

其三，执行上的特别较真。如果一件事情，理念的问题解决了，制度的问题也基本解决了，再就是“执行力”的问题了。而我们的问题，在好多时候出在执行力方面，因此对执行及执行力问题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必须明确以下几个问题：在哪些问题上要体现出我们的执行力，由哪些部门对哪些问题负有责任（政府、协会、抑或是单位、个人），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进行何种程度的检查与制裁，包括媒体如何曝光等等，只有把这些环节和内容都规定清楚了，并且都找到了对应的处置办法，才会从理念制度一路走来，使我们的种种努力得以实现，而这些又反过来加强我们的理念与制度。遵守学术规范应该从出版界做起，从现在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