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博士论文写作的几个问题

从1987年起,我受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陈白尘、陈瘦竹、程千帆、周勋初、吴新雷、莫石厉锋、董健、叶子铭、许志英、丁帆等教授及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臻中、何永康、朱晓进、高小康、吴功正等教授和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范培松、曹惠民教授的邀请,先后评阅了100位左右的博士生论文,并参加了答辩。因此,对文科博士论文的写作情况有比较广泛、深入的了解。现就18年来我手头积累的有关文科博士论文写作的资料,提出5个问题,供文科博士论文写作时参考。

一、选题的“开荒地”和“攀高峰”问题

文科博士论文的写作,选题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有位学者说,选题对头,博士论文成功一半,这一点也不夸大。从这3所大学文科博士论文的写作情况来看,在导师的指导下,一般都沿着两个方向选题:一是“开荒地”;二是“攀高峰”。所谓“开荒地”,指的是选择前人不曾研究过或极少涉及到的课题作为论文题目;所谓“攀高峰”,则是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自然,这两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你要“开荒地”,就得了解前人在哪些领域内作过开拓并已有哪些研究成果;你要“攀高峰”,除了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外,还得另辟蹊径,提出自己的新观点,作出自己的新结论。但是,一则以“开荒地”为主,一则以“攀高峰”为主,毕竟是有区别的。

例如,张天来的《魏晋南北朝家族观念与家族文学》,便是一篇“开荒地”的博士论文。过去,我国的古代文学史,囿于时代背景、概要叙述、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著作格局,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封建社会里的家族文学。这样,我国封建时代的文学也就不能与其他国家封建时代的文学明显地区别开来。张天来的博士论文,以家族文学为重点,深入开垦了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道出了中国封建社会转折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特色所在。自然,家族文学并不能涵盖全部魏晋南北朝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陶渊明、左思、鲍照、江淹、吴均等并非出身大族的众多作家在,但这些作家及其创作的作品却都受到了家族文学的影响。即使是唐代以后,家族文学也依然存在。如以王通、王绩兄弟为代表的王氏家族;杜审言、杜甫祖孙;白居易、白行简兄弟;杜佑、杜牧祖孙;宋代的三苏及晏殊、晏几道父子;宋代的段克己、段成己兄弟;明代的三袁;清代的曹寅、曹雪芹祖孙,简直不胜枚举。论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文学对同时代作家和后代家族文学的影响的论述,说明家族文学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始终存在,不了解、不研究我国的家族文学也就不可能真正揭示中国封建社会文学的发展规律。这是文科博士论文中“开荒地”的代表作。而崔南圭(韩国人)的博士论文《杜甫拗体律诗的研究》则是“攀高峰”之作。我国对杜诗的研究,可谓面面俱到,至矣尽矣,“千家注杜”就说明了这一点。即使是对杜甫的拗体律诗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积累。但是,崔南圭以前学过音韵学,“对于汉字的声调、韵部相当熟悉”,而且,杜甫的拗体律诗对韩国的海东江西诗派等古代诗人也产生过深远影响,所以,这个选题如结合韩国的杜诗学展开,一定能在前人对杜甫拗体律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攀登杜甫拗体律诗研究的新高峰。实践证明,不仅答辩委员会一致评定该论文为优秀博士论文,而且其后该博士论文以《杜诗的音乐世界》为书名,由辽海出版社于2001年10月出版。

如今博士论文写作已规范化,首先要搞开题论证。我以为开题论证中最要紧的是要弄清楚,该论文是否开了荒地,能否攀登高峰,因为这是博士论文而非硕士论文啊

二、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宏观把握和微观研究问题

任何一篇博士论文,在写作过程中都有一个对论题的宏观把握和微观研究并将两者结合的问题。所谓“宏观把握”,就是你对论题的研究历史、研究现状及其存在问题了然于胸,在宏观上加以把握;所谓“微观研究”,则主要是通过个案研究阐明你的新观点、新思维。有的博士论文,好作宏观把握,而微观研究不精不深;有的博士论文,陷入微观研究之中而未能从宏观上阐明本论文的价值和意义。

阎立峰的博士论文《载体的选择与样板戏的神话》则是将两者结合得较好的一篇博士论文。在宏观上,该文通过对《在延发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的革命文艺发展历程的回顾,归纳出“六个更”和“艺术性”这两个革命文艺的核心原则,并认为这两个原则及其在实施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两个焦虑(为观念寻找艺术形式的焦虑和在观念放弃了借现实存在来显形而以图解概念为鹄的的情境下,革命文艺的“艺术性”何以体现的焦虑)始终制约、指导和规范着1949年以后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走向;又通过追溯中国美学、文学、戏剧的源头,在宏观上提出了关于中国艺术之“美、善、真”关系的新解:“美”与“善”是让步利用、互为前提,而绕过了起中介作用的“真”。求“真”精神的缺乏使行动、情节、性格等要素及叙事文学(戏剧、小说)一直处于欠发达状态。在对中国的当代文艺作了如此宏观把握后,该文对样板戏进行了过细的微观研究,重点解析样板戏的“政治构思、京戏表达”的建构过程。样板戏在美学精神上仍然“京剧姓京”,它是通过“新程式”的创建来应付“六个更”的政治要求和“艺术性”的形式要求。论文再通过若干个样板戏的个案研究,认为革命故事与京戏、舞剧、交响乐的结合要优于其跟话剧、电影、小说的结合。如果把样板戏的复排再现仅仅视作一个多元化社会起码的宽容心态的标志的话,那么“肯定派”(指肯定样板戏的一些人)无须多情,“否定派”(指否定样板戏的一些人)也不要太神经过敏。全文就是如此在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的结合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结论。

王洁的博士论文《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研究》,同样以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相结合而获得成功。该文从宏观上考察了建国后17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而后从建国后文艺上作者的组织化、政治思想的意识形态化、知识分子的政治心理及其自我改造三个层面上,对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作了微观研究,深入地考察了政治文化与17年文学的内在关系,揭示出行政权力制度化看护下的文学创作,必然导致对新中国政治的从属;政治思想的统一化,又必然导致历次文学批判运动以政治意识形态排除各种异己的思想,使文学文本转化为一种政治修辞工具;而新中国知识分子在“自我改造”后的政治心理,又必然导致他们从事文学活动时全面接受政治领导的心理基础。在政治文化的如此重压和导引下,17年文学尽管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但雷同化、公式化、模式化、概念化作品的大量出现是必然的。这一研究成果对于以往的17年文学的研究来说,由于宏观把握得当,微观研究深入,以及两者的结合,不能不说是一项重要的超越

三、论文观点的原创性和资料的翔实性问题

对于硕士论文,只要它的某些观点有些新意即应予以肯定,但对于博士论文,应要求论文中的某些观点具有原创性,即在此以前谁也不曾这么提过,现在由论文作者提出,而且言之有理,自成一家之言。不仅如此,论文作者为这一原创性观点佐证的资料,翔实丰富,言之凿凿,令人信服。假如我国的文科博士论文,都能做到这一点,不仅将使中国的文科学术水平大大提高一步,而且还将使中国的文科立足于世界先进之列。

王成军的博士论文《中西小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就是这样。在文学理论界,普遍认为,历史、传纪文学是纪实,小说是虚构,历史小说是七实三虚,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公论。但王成军却在论文中说:“不”他提出了“一切叙事皆是纪实”的原创性观点。不过,他所说的纪实与传统意义上的纪实不同,一是纪实有之事,二是纪可有之事。后者的“可有”,指实际可能发生,包括孙悟空飞行的想象,贾雨村错判葫芦案的心理真实等。论文作者还从中西小说的叙事渊源、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作者叙述者隐含作者、时间记忆与自传叙事”等多种角度,论述了“一切叙事皆是纪实”这一原创性观点。由于论文据以立论的资料颇为翔实,仅提供答辩的《前言》及1、2、6、7、11、16六章的注释即达242处,参考文献、中文书目为48种,外文书目为14种。因此,读后不能不为作者“一切叙事皆是纪实”的原创性观点说服。

周维培的博士论文《明清南曲格律谱考论》,则在明清南曲曲谱的历史发展,明清南曲音乐的精神所在,明清南曲曲谱家对南曲音乐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三方面,提出了称得上是原创性的观点(由于本文篇幅限制,这里不一一转述周文的原创性观点及其论述过程)。本来,中国的曲学是世界戏剧史、音乐史上独一无二的学问。但是,自钱南扬、任半塘二先生逝世后,由于他俩未有曲学的再传弟子,比之其他专门学问,曲学竟一度成了“绝学”。周维培出于对中国戏曲事业的责任感,下决心把一度又成为“绝学”的曲学学到手。他不分寒暑,夜以继日,悉心钻研曲谱,认真研究前人的曲学著作,终于把一度已成“绝学”的曲学继承了过来。再在论文写作中提出他在曲学上述三方面的原创性观点。由于他掌握的资料极其丰富,一度成了“绝学”的曲学,在周维培的笔下又成了他的“绝活”。可见在博士论文中提出原创性观点是何等重要

四、“仰视”与“俯视”研究对象的问题

某些博士论文作者,当他们确定将某种文学现象或某一古代作家、某一学术大师作为他的研究课题后,对这种文学现象、这一古代作家、这一学术大师,常常采取“仰视”的角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对他们称颂备至,绝少提及他们的不足。虽说这种“仰视”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味“仰视”却并不可取。因为我们毕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一代学者,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和观点,既要向前人学习,也应看到前人的局限,指出他们的不足,作为我们的教训。所以,在博士论文写作中,如何解决好仰视和俯视相结合,也是博士论文写作中的一个大问题。

孔建平的博士论文《文艺美学的维度》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对以往的文艺美学,他从文艺美学的三大维度:“人的感性生活”、“个体生命的价值”、“文艺的救赎功能”,分别作了审视。一方面他“仰视”过去的经典文艺美学,对它们符合文艺美学三大维度的论述作了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又“俯视”过去的文艺美学,对它们背离、悖反文艺美学三大维度的言说作了恰当的批评,进而以文艺美学的三大维度为中心,建构了文艺美学的新的理论框架,取得了文艺美学研究的突破。

殷祝胜的博士论文《陈寅恪的学术渊源及其演变》,解开陈寅恪的两大学术之谜:为什么掌握了20余种东方古今语文的陈氏不着重研究上古史和塞外史而着重研究中古史为什么陈氏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治学重点又发生了大转变,以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写了《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不朽著作。作者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陈氏的仰慕之情。但是,另一方面,殷祝胜也不是一味仰视陈氏,他又站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高度,对陈氏在学术上实行从上古史、塞外史到中古史的转变,从史学研究转变到诗作研究中的得失,作了细致的分析,全文贯穿着唯物辩证的精神。可见在博士论文写作中,对研究对象采取既仰视又俯视的角度进行审视是比较可取的。

五、从研究对象出发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问题

在博士论文写作中,研究方法的采用使之与研究对象相一致,又是个重要问题。在文学创作中,题材选择创作方法;在博士论文写作中,研究对象选择研究方法。即研究方法的应用,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由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

林凌的博士论文《倾斜的两性世界》,专门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婚外恋小说。从这一研究对象出发,论文作者主要采用美学的、历史的方法,结合采用比较的方法,把1980年代的婚外恋小说,与“五四”以后的庐隐、冯沅君、郭沫若、巴金、沙汀、萧红等写的婚外恋小说进行比较,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婚外恋小说《在悬崖上》、《美丽》等进行比较,又和外国的写婚外恋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安娜卡列尼娜》、《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等进行比较,展现了1980年代婚外恋小说的独特的审美世界,开展了对堕落型的婚外恋的批判,赢得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刘墨的博士论文《乾嘉学术的知识谱系》,探求了17世纪至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的演变形态与线索。

由于研究对象———乾嘉学术的知识谱系的特殊性,论文作者主要采用了实证的方法、考据的方法,也结合采用了训诂、校勘和比较的方法。因为论文作者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学术史的研究应该侧重于考订形成某一阶段的学术史中的种种事实,以区别于哲学史对于概念与术语的处理,区别于思想史对于意义与价值的处理”,所以他对方法的应用也是自觉的。研究方法选择得当,论文写出了17、18、19世纪的清代学者是如何在朝廷、书院、幕府与经济赞助人所组成的历史环境中穿梭,真实地反映了学者的价值取向与知识系统的变化,学术含金量高于一般的博士论文。

自然,文科博士论文的写作还有如何与导师领受的研究任务相结合,而又同时发挥博士生学术研究能动性的问题,对别的相关研究成果必须尊重绝不允许剽窃的问题等等。但我认为,本文中论列的五大问题是尤其重要的。我相信,这五大问题的妥善解决,一定会使我国的文科博士论文进入新阶段,取得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