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如何体现学术精神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道”在中国知识分子和传统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宋人周敦颐言:“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道”的传承是通过文章来进行的，之所谓“文以载道”。因此只有写出好的文章，才能够“载道”，才能够传承后世，而好的文章是需要体现出一种学术精神的。学术论文中学术精神的体现，实际上是一种“作文”和“做人”的操守，写学术论文不仅是“为文”，更是“为人”。本文试图探究什么是学术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就学术论文中如何体现学术精神进行探讨。

什么是学术精神?被世人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的王国维与陈寅恪对此早已有明确的阐述。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第一境，“独上高楼”中的“独”字表明抛弃了凡尘杂念，“望尽天涯路”说明了在此基础上对更高学术精神的向往、追求和期待;第二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表明了为了学术事业，不论经历多少艰难险阻，都无怨无悔的精神;“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是写为了学问，即使经历了孤寂、艰辛和执着的追求之后，终将会得到回报。

陈寅恪先生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写道:“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陈寅恪先生认为王国维先生的著作，“来或有时而不彰”、“或有时而可商”，但是对于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精神，陈寅恪给予了高度评价，将其称之为“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足可见学术精神之重要性。

学术精神是通过学术论文体现的，我们通过阅读学术大家的著作，可以窥见学术精神的具体体现。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是其代表作之一。文章题目即为观点，文学要进行改良，并且自谦称为“刍议”，表明是不成熟的意见。接着整篇文章论述如何进行改良，开篇提纲挈领的提出改良的方法，“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整篇文章主体就分别就这八点展开阐述。论证不仅有逻辑严密的说理，且有事实举例论证。八点意见全是胡适先生独创，“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究此一大问题之结果。”可以说胡适先生文中体现出的学术精神，奠定了其大家的地位，至今还影响着我们。后人也高度评价道，“《文学改良刍议》作为现代文学开篇之作，自有它地缘、时缘、人缘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五四时期对它的不断阐释和意义转换，以及其后围绕新文学展开的历史记忆书写，锁定了《文学改良刍议》作为现代文学元年的标志。”

一、学术论文中的学术精神

(一)学术论文的规范

谈学术精神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学术规范是学术论文中学术精神的最直接的体现，如果连最基本的学术规范都达不到，谈何学术精神。当今的学术论文各种学术不规范层出不穷。比如引用自二手资料不标注“转引自”，注释不规范，序号层次部分，甚至伪造口述史料，等等。“这种粗制滥造不仅是对自己极不负责，骨子里表露出的是对学术缺乏敬畏精神，是以一种玩学术的心态来对待学术”他们需要的并不是文章的质量，而只是数量;他们并不在乎文章的内容是否对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只在乎自己能否从文章发表中获得物质利益。

他们对学术精神失去了敬畏之心，宋代张载对于知识分子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呐喊，似乎早已经被他们所遗忘。学术不规范引发的学术精神的丧失，已经引起了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的警觉。他们呼吁要加强对学术论文的规范，“这是必须引起研究生、导师、研究生管理部门足够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较高的层面，“违背学术规范就是背离、否定自己的生命意义，就是最大的人生失败，就不再是一个合格的学术人，就不能在自己的学术生活中肯定、确证自己的生命意义，就是最大的人生失败。”

至于具体的学术论文规范的内容，前人已经做出了详尽的论述，在此不多叙述。可以参考关耳的《撰写学术论文基本知识讲座第三讲论文写作的基本格式规范》、汪维真的《研究性论文之学术史的撰写与学术规范———以史学类论文为中心》等相关著作。

(二)学术论文的命题

“学术精神在文科研究生论文中的集中体现，是其应该具有一个清晰明确、贯穿始终并具有独创性的中心论点，文章所有的章节安排与材料取舍都要围绕中心论点来展开，这一中心论点就是所谓的‘命题’(Thesis)。”胡适先生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进行文学改良的“八事”，其中第一点就是“须言之有物”，“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物”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情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二是思想，“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

窃以为，辛文中所讲的“命题”正是胡适先生文中所讲“思想”之概括和凝练。费孝通先生在其《重访江村》中，提出一个问题，农民为什么吃不饱?主要有两点，一是“问题是在于领导农村工作的部门对于这种原来副业比例特别高的地区，没有很好贯彻关于多种经营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农村要发展副业，比如把加工业放到原料产地，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城市中去，“我至今还愿意肯定有些加工工业是可以分散，而且分散了，经济和技术上都有好处。丝厂只是一个例子。”二是由于农民“勤而不简”，敞开肚皮吃饭，放开手脚花钱，费老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国家要加强积累，农民要节约。文章的命题就是农业合作化给农村带来的新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研究的尽管是江村一个很小的个案，但却能够以小见大，反映出真实的情况，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观点和想法，因为这篇文章始终围绕着农业合作化给农村带来的新问题及其解决办法这个命题。以至于后来费老因此受到打击，被划为右派，这篇文章也被称为“这是一支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也绝不是一般的农村调查报告，而是一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这能够让我们从侧面看到，费老这篇文章拥有命题之后，学术精神的凸显，极具问题意识，力透纸背，直接戳到了农业合作化的弊病，惹恼了“左”派。

(三)学术论文的结论

学术论文的结论是不能预设的。如果进行了预设，学术论文就不存在其“论”了，文章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现在学界存在这一种现象，先设定某个结论是正确的，然后想尽办法找材料去证明这个观点，并且对不利的材料视而不见，在文章中也只字不提。有人认为《“革命”的地方叙事———李村人感受与记忆中的土地改革》一文犯了结论预设的错误，其理由是，文章作者首先预设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土地改革是错误的，然后在中国几万个农村中找出一个贫富差距不大、不存在地主的村子，再进行论证自己的观点，为什么对其他存在地主的村子视而不见呢?我却不这样认为。第一，从题目《“革命”的地方叙事———李村人感受与记忆中的土地改革》可以看出，文章要进行探讨的是农民是怎样看待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的，只能说是“问题先行”，提出了要解决的问题，并没有价值的取向，从何谈结论预设?第二，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在摘要中就提出“本文可以看作是关于李村人革命理解与记忆的民族志叙事”，文章只不过是叙述李村人的理解与记忆，是一种对历史的呈现;第三，从文章的推导过程来看，文章是根据材料一步步推导出来的，来证明问题成立与否，并且，为什么说通过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村庄的土地改革就可以推导出共产党土地改革的正确性，反之则不可以呢?为什么普遍性一定要压倒特殊性呢?集体的正确就一定代表个别的正确吗?当然，我以这篇文章为例，并不是说我对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有什么看法。

二、学术论文中关于学术精神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一)学术论文中学术精神的“冷”与“热”

学术精神是一种张力，一方面它是“冷”的，因为它中立、客观、冷静，另一方面他又是“热”的，因为它蕴含着对现实的关注和对“家国天下”的情愫。学术精神需要“冷”，这几乎是学界的共识。但是学术精神是否需要“热”呢?

从中国传统上来看，蒋梦麟认为中国人感兴趣的是一个东西是否实用，“中国思想对一切事物的观察都以这些事物对人的关系为基础，看他们有无道德上的应用价值，有无艺术价值，是否富于诗意，是否切合实用。……中国学者的座右铭就是‘学以致用’。……在中国，发明通常止于直接的实际用途。我们不像希腊人那样肯在原理原则上探讨;也不像现代欧洲人那样设法从个别的发现中归纳出普遍的定律。”这就是说，中国人只探讨是什么，并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中国人有思考，却缺乏思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学术界是为社会的需要直接服务的。社会需要什么，学术界就提供什么，即使是在人文社科领域，也是如此。邓小平理论提出后，学术界要运用一切材料去证明其重要性和正确性，以及它和毛泽东思想的传承关系;中央出台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后，学界就要鼓吹农业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和中央文件下发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精神的“冷”似乎就难以体现。学术者不能按照自己单纯的学术思路来进行中立、客观、冷静的思考了。

从中国现实社会环境来看，学术的殿堂在于大学，而大学为什么兴建?重要的一点原因是社会的发展需要更加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而催生了大学。大学一方面需要从社会获取其发展的资源，如资金、信息、人员等等;另一方面大学要向社会输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这就导致在大学中，无论是人才的培养还是研究，大学都不得不深受社会的影响。这就导致学者学术论文中“热”的泛滥。所以说，学术精神不得不需要“热”，这是必然的，而且现在学术精神“热”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可是，“我们知道，学术是学者的生命，没有学术就没有学者，更没有大师。因此，发展学术不但是对大学具有生命的本体意义，对学者也是生死攸关的。而发展学术重在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则要求学者的活动只服从真理标准，不能受任何外界的压力。”这就说明了，在学术论文中，“冷”也是所必须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就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学术论文中一方面保证学术精神的“冷”，另一方面又保证学术精神的“热”。而且，要把握好“冷”和“热”的度，这是唯独难的。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就是典型代表。他在《江村经济》前言中写道:“中国越来越迫切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可以看出，费孝通这篇文章深受社会影响之大，因为他的调查、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因为“一个站在饥饿边缘上的村庄对谁都没有好处，”足可以体现其“热”。但即使是深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一样的可以坚持学术精神的“冷”，费孝通说，政策的出台“这不是一个哲学思考的问题，更不应是各学派思想争论的问题。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常识性的判断。”也就是说，费孝通文章中所得出的结论，并不是首先预设的，不是受“热”的影响得出的，而是通过调查得来的，通过中立、客观、冷静的思考得来的。这就坚持了学术精神的“冷”。

学术精神的“冷”和“热”其实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其中的度，也只有行文者自己能够去把握。

(二)学术论文中学术精神的独立与自由

2009年6月，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在面对媒体采访时，反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之所以引起巨大轰动，是因为副局长开出了选择题，直接将党和人民对立起来。换句话说，按照逯军局长的理解，为了“维护党的形象”可以抹杀一切，甚至是百姓的利益，更别说什么新闻独立和新闻自由了。我们反思，这位副局长之所以敢公然这么嚣张的说话，一方面除了与个人素质有关，另一方面与这种“党的形象高于一切”的思想已经在一小部分官员头脑中根深蒂固，甚至在小范围内形成风气有关。

那么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学术能否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呢?学术精神能否得到坚守?学者还能否按照自己的意愿写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否还能够存在?

古人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亦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文以载道”是学者的使命，“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学者的追求，即使是受到统治者迫害的情况下，也要克服一切困难，将今世的“道”载入文中，传于后人，这是学者的历史使命和道德操守。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倘若中国每个学界官员都胸怀“道”的精神，为学者提供制度方面的保障，中国每个学者都能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学术精神融入到学术写作中去，整个社会的学术风气必将大大转变，中华民族的创新力必将大大提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会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