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抄袭”鉴别中的“非学术”关卡

6月18日,广州中医药大学两名女教师对该校校长论文抄袭的举报在《中国青年报》上刊登,成为本年度学术抄袭事件的又一“新篇”。今年年初以来,各种与“抄袭”相关的学术丑闻冲击着人们的视听,抄袭者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导,而公众对“抄袭”的耐受性也已经不断增强,对“每月一帖”的学术丑行几乎已经不屑于再反复批判。

然而,在上述被疑抄袭一事中,在举报者的陈述与被举报者的回应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东西,这就是那些微妙地、干扰学术抄袭鉴别、调查、评判的“非学术性”关卡。

“非学术性”关卡一:被疑抄袭者的行政职务与行政资源。据报载,该校长被疑抄袭他的博士生敖海清论文,是因为两者雷同率高达百分之四十。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应该很快就引起广泛质疑。但事实却是,校内虽有民间议论却一直没有正式举报,直到校长论文公开两年后,才有一位执教三十余年的女教师将此事带入正规渠道,原因是“反正我离退休不远了,那就由我来说吧。”而另一位参与举报的女教师因为在校内职工信箱上发了一条与抄袭事件相关的简单信息就导致邮箱被封闭,原因是“网上传播谣言”。其中种种曲折,很难不引人猜疑。

“非学术性”关卡二:受理举报部门的犹豫、延迟。2007年10月举报者向广州中医药大学党委、纪委实名举报校长抄袭,学校将此事转呈广东省教育纪工委。后者当年11月开始调查,至次年8月无任何处理意见,并又将此事移交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广东纪检委调查后,至今尚无答复。曾被知名学者葛剑雄教授评价为“太明显了,连中学生都看得出”的抄袭迹象,受理部门鉴别起来竟如此困难,此种奥秘恐怕不关乎学术本身。同时,恰恰是这种非学术性的困难,集中体现了每起学术不端事件的复杂之处——学术界并非与世隔绝,它与社会各层面也有太多的利益粘连。

“非学术性”关卡三:个人恩怨与学术是非的混淆。在两位女教师言之凿凿的举报之后,本着兼听则明的原则,公众把目光投向了被举报者本人。该校长认为这是诬告,“有人别有用心,目的是把我搞下台。”在对该事件的争论中,也有很多自称了解内幕的网友认为此事出自个人恩怨,并“曝光”了种种“幕后”。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听到详细的关于论文本身的回应。该校长虽然认为“作为同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课题,长期积累的数据会相同”,但相对于举报者对论文的详细分析和众多质疑,被举报者的解释显得过于泛泛。即使校长论文中的“百分之四十雷同”确系别有根由,将个人恩怨引入学术争执的做法也对事情解决无益。说白了,有恩怨不代表没抄袭,学术清白应该由学术本身说明。

这些关卡的存在,才导致调查、鉴别、定性学术抄袭的机制难以理顺,也使得每起学术不端事件的解决都或多或少带有一些随意性。见识了种种学术抄袭事件,真希望这一事件的最终结果能公正客观,也希望它的解决过程能为我们今后破除这些“非学术性”关卡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