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部长辞职看中国学界治假有多难？

就在江南大学副校长王武代表赶赴北京出席全国“两会”的同一天，德国柏林，古滕贝格辞去国防部长一职。

在王武印象中，古滕贝格是德国政坛的新秀，39 岁的年龄，前途难以限量。

“这么高的位子，说辞就辞了，就因一篇论文造假。”王武不禁想起一个月前，因造假被撤销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大学教授李连生，“李连生至今仍未公开道歉，更别说主动辞职。”谁把“权力装进笼子”？

虽然因为造假辞职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王武还是对古滕贝格怀有敬意。

“从事发到落幕，不到一个月。古滕贝格这么快辞去国防部长的位置，真的很难得。”钦佩之余，王武又感无奈，“李连生案，从6 名退休教授实名举报，到今年2 月被科技部撤奖，用了4年时间。”

一个是国防部长，一个是大学教授，权势之差显而易见。当两人陷入同样泥潭时，为何反是部长迅速接受惩罚？究竟是谁能把“权力装进笼子”？

在王武看来，“二者的差异，反映了学术监督体系设置的不同”。

在欧美大学，学术论文怎么写，什么程度算抄袭，如何启动学术调查程序，不端行为怎样处理，皆有成文规范，不同学科，规范不同，并且定期修改。

为站在相对公正的立场，欧美甚至进行了立法保障。美国政府认定，学术界难以自正，因而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成立研究诚实办公室，专门处理学术不正当行为。在德国，获得学位后，“不体面行为”可以褫夺学位，造假者最重将按欺诈罪处置。

“我国学术规范模糊，没有第三方机构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只由学校自行处置。”在王武看来，高校具有“选手”和“裁判”的双重角色，“在缺少制衡之时，能捂就捂，谁愿意自己遏制造假？若非更换领导，李连生的事恐怕还要被按在学校里”。

谁拽住了学者的脑袋？

造假形成利益链条，助长了造假之风，甚至愈演愈烈。

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马德秀代表坦陈：“高校本身就是造假受益者。”

信息时代，各种资料拼凑更容易，这就使造假更容易。造假多了，论文和专利数多了，学校的声誉也跟着高了。在马德秀看来，“有些造假还获了奖，这就不仅是荣誉了，还关系争取多少项目、多拿多少钱的实际问题”。

申报，评奖，获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很多科研工作者，热衷于搞关系，校领导、评委会、项目组，喜欢结交上层。这样的联络，使他们没有多少时间搞科研，自然想到了造假。即便如此，因为平时的关系过硬，吃出来、请出来、跑出来，造假的论文还能获奖。”王武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学术共同体”。

这种“学术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个圈子里，人们想法设法进行包装，包装的越华丽越好。这种包装，科研人员自己愿意，毕竟包装之后，别人更看重了，自己的获利就越多。高校领导甚至掌握专利、项目、课题生杀大权的评委，也愿意看到包装。这样，造假的成果，就披上了一层不易被人看穿的外衣。

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李连生事件，6 位授持续不懈告发之后，还一直捂在盖子里，经过4年才被处理。“民不举，官不究。只要高校不出头，上级相关部门也就没有必要出头了。”马德秀如是说。

谁让高校院所成为造假天堂？

“学者爱造假，高校捂造假，被指标指挥棒拽住了。”在王武看来，过于物化的衡量，让社会沉溺在道德沦丧中。

这不是一所高校的悲哀。王武将矛头指向大学行政体系，“这建构了一个以行政为导向的学术评价机制。”

在这个机制中，大学的优劣，很大程度要看所谓的“科研成果”，一是数量，二是等级。只要能把发表量催上去，SCI 不会认账没有关系。

山东省科学院研究员李国安代表，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院所某人，因完不成这些指标，跳楼自杀了。

听到这件事，王武忽地沉默了，而后，缓缓地说：“他没有学会造假。”

过于功利，让社会上很多人忘记了诚信。没有诚信，就没有思想，更何谈创新？王武认为，古滕贝格案发不足一月就辞职，社会信用制度起到了很大作用。

先是反对党抓住这点不依不饶；再是民众和媒体通过各种渠道对此“丑闻”予以曝光和谴责；紧接着其母校拜伊罗特大学宣布取消其博士资格；然后是德国的科学研究界，从其博士论文中找出大量抄袭证据；即使电视台公布了其辞职的消息，仍难熄学界的怒火。

“圣人无德，神人无功。在我国很多科研人员太想当圣人、神人了。在别人赋予的光环中，他们道德沦丧，自以为无所不能，认为论文是可以造的。甚至以为造假是一种本事。”王武坦陈。高校院所成为造假天堂，李连生4 年撤奖也是一件幸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