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学术造假,要勇气更要智慧

西安交大三位老教授近日因涉嫌“侵犯名誉权”被告上法庭。西安交大六位教授在获悉该校束鹏程教授、长江学者李连生教授涉嫌学术造假后，联名向校方提交评议意见，列举造假事实，李连生因此被免去相关职务。不久，举报者中的三位退休教授被李连生和束鹏程以“侵犯名誉权”被告上法庭。

“造假者”状告“揭假者”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也让近年来此起彼伏的“学术造假”现象再次成为焦点。

本该是一片净土的学术领域，为何学术造假屡屡发生？根除学术造假的良方到底何在？被曝光的只是“冰山一角”？

“学术造假”，在过去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甚至是难以接受的概念，现在似乎变得那么“顺理成章”地被广泛接受。只要在搜索网站上输入“学术造假”，就会发现多得令人咋舌的链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被媒体曝光的学术“造假门”事件就达十来起：

1月，由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院士署名发表的多篇论文被指涉嫌造假，一稿多投，最后浙大出面澄清“是其学生所为”；

2月，有网友指出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论文抄袭、一稿多投，李庆生主动申请对自己的相关论文进行鉴定，结果为“过度引用不当”；

3月，浙江大学副教授贺海波被指发表于海外顶级医学期刊上的中国论文涉嫌造假，被撤销副教授职务和任职资格；

东北地理所等单位六名教授联名投诉一工程院院士刘兴士“抄袭剽窃”；

4月，上海大学教授、博导陈湛匀因两篇论文存在抄袭现象被通报，被学校免除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并撤销了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一职；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血液病专家陆道培开发布会指认弟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存在剽窃、造假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

5月，东北财经大学2007年某篇硕士学位论文，与南京财经大学2006年一篇硕士学位论文惊人相似，两篇论文整体框架完全一样，除了把地点“江苏”两字替换成“山东”，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硕士论文抄袭事件”；

6月，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在核心期刊发表的《何谓“理论”？》一文被爆涉嫌抄袭。随后辽宁大学校方表示，该论文第一署名人陆杰荣对此事并不知情，第二署名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外国哲学专业2006级在读博士生杨伦承认是自己抄袭，然后才拿给之前的老师陆杰荣署名；

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被举报其博士学位论文抄袭。其博士学位论文竟然在没有标明引用的情况下，将早一年毕业的敖海清博士的学位论文原文大段大段、甚至一连数页黏贴过来，直接把这些论述、分析和数据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内容，雷同文字数高达40%以上；有网友发表博文称，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贾士秋在2006年正教授职称评定中所提交的学术著作有造假嫌疑，郑州大学调查后，认为属实，免去其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职务，解除教授聘任；

7月又发生两起造假“涉嫌”事件，尚在查证中：一起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所教授成崇德，被举报涉嫌学术造假；另一起是西安交大六位教授举报该校束鹏程教授、长江学者李连生教授学术造假。

但是，这些在知名打假人士、旅美学者方舟子看来只是“冰山一角”，其主持的网站“新语丝”每年要揭露100起左右，“学术造假在国内是普遍现象，媒体做了报道的也只是网上揭露出来的事件中的一小部分。”

一组权威机构发布的调查数据可能更能说明问题。7月10日中国科协发布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称，分别有43.4%、45.2%和42.0%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当前“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和“一稿多发”现象相当或比较严重，认为“侵占他人成果”现象相当或比较普遍的比例更高达51.2%，55.5%科技工作者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学术造假为何屡屡发生？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学术造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量化考核”，即以学术论文在何种刊物发表或者发表了多少篇（部）作为职称评定和职务升迁的考核标准，而不以学术含金量作为衡量指标。

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大老校长章开沅教授在不久前的一次讲座中指出，现在教师评职称、本科生保送研究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毕业，都必须公开发表多少篇论文。这种量化的评审制度和评价标准是导致学术造假的根源之一。

从厦门大学退休的易中天把大学比作“养鸡场”：“现在的大学采取量化管理，规定老师们从讲师升为副教授，要发多少篇论文，从副教授升为教授，又要发多少论文。在这样的制度下，大学里的老师变成了母鸡，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做学问、好好带学生，光忙着生蛋发论文了。”上海某高校的一位年轻教师告诉笔者，有时候造假也纯属无奈之举，因为现在的大学教师面临的考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考核内容全部被量化。一名大学老师，从一年中发表论文的篇数、获得各级各类奖项的多少、科研到款的数目、发明专利的有无，都有数量标准。“比如，我们学校规定，讲师学时要够40个，争取项目申报的科研到款要50万元。我今年打算申请副教授，要求我必须出版一本二十万字的著作。”“备课、搞科研、写论文，还要负责学生实习，压力非常大，为了能够考评合格，只能追求所要求的数量，放弃做学问的精益求精。”

另一方面，学术机构、期刊单位、造假者单位对学术造假行为的纵容和包庇，也成为学术造假的一个重要原因。

伦理学研究的权威学者甘绍平曾经这样总结道：“学者基于本身利益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量，一般不愿揭发造假事件，不愿意少一个朋友多一堵墙。发了假稿的刊物也不愿自我揭丑纠错，怕影响自己的声誉。造假者单位更是以治病救人为出发点和着眼点，不愿对肇事者严厉惩处。受害人不揭、当事刊物不理、责任单位不管等多种因素的‘完美组合’，自然就造成造假成本极低的局面。”

笔者在采访中也实际接触到几个纵容学术造假事例：

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向媒体透露，最近中国一所非常著名的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在针对一起具体的学术造假行为进行投票表决时，结果居然是5∶5。也就是说，有一半的学术委员会成员对学术造假投了“赞成票”。

“现在，无论是走进大学校园，或者上网搜索，代写论文、代发论文的广告到处都是。”一位在校研究生介绍，根据你要刊登的期刊的等级，从几百到几千元都有。

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一位教授告诉笔者，自己曾经发现北京某著名高校一篇教授论文80%抄袭国外《Nature》期刊，他与该校这位教授所在学院院长相熟，于是就致电告诉对方这样的情况，但据他了解，该校学院方面对此事没有进行任何处理。

同时，举报学术造假可能还会给举报者带来麻烦。如去年，中国政法大学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抄袭门”事件中，商学院的杨帆教授在举报同事金仁淑教授的专著抄袭他人学术成果之后，两人竟被校方同时作出“停职检查、听候处理”的决定。

根除“造假门”良方何在？

专家认为，根除学术造假，首先要从建立完善制度入手，对学术造假进行有效监管。但是我国至今没有建立全国性的学术打假机构，对政府资助项目的质量和真伪也缺乏有效检验。作为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葛剑雄教授表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没有被授权可以对学术造假行为进行调查，面对学术造假只能倡导和呼吁一下。据悉，科技部在两年半以前就颁布了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条例，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但至今也没有处理过一起造假事件。现在，对造假事件多是学校单独处理，有的院校、科研机构态度暧昧模糊，甚至姑息迁就———正是学术造假监管制度上的缺位造成近年来“造假事件揭露得轰轰烈烈，但是处理起来却轻描淡写”。日前正在审理的西安交大三位老教授被告“侵犯名誉权”案也遇到了学术造假监管制度缺位的尴尬。庭审中，由于涉及到非常专业的学术问题，法官困惑地表示：是否学术造假，究竟该由谁来认定？

专家建议，可以借鉴美国监管经验。学术不端行为在美国一经发现，造假者轻则数年不得申请国家科研资金，重则身败名裂，永远被阻隔于学术圈之外。美国在公众与卫生服务部下设立了“研究诚信办公室”，对政府资助项目真实性进行调查。每一年不断地公布抄袭者和学术不端者的处罚结果，用这种公开透明的处罚去钳制学术不端的行为。所以美国教授在学术圈子里，如果名誉有了污点，对将来的为人师表和再找工作都是一个极大的影响。最后其铁腕政策是终止雇佣，如果老师、学者出现了这种污点，那没有学校会去雇佣他们。

其次，根除学术造假还要改变现在高校的“学术量化考核”。

这几年，中国的学术论文在世界上数量是增加不少，质量却并无明显提高。据《工程索引》(Ei)数据库去年底公布的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为7.82万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19.6%，居世界第一。但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和大学科研竞争力不相称。由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世界一流大学及学科竞争力评价”课题组发布的2007年《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行榜》，前100名没有一所中国内地的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入前200名，但是也仅仅排在第192位和第196位。葛剑雄指出：“考评学术的数据可以有很多，比如引用次数，而我国只求‘量’的学术论文有很多是从没被引用过的。我们最需要的是建立更为合理的学术评估机制。”

对根除学术造假，教育部部长周济曾经有过总结，要“借助道德的力量，使之不愿违背学术道德；借助制度的力量，使之不能违背学术道德；借助社会力量，使之不敢违背学术道德”。但是现在看来，道德力量无从借助，社会力量只能停留在“揭露”层面，制度力量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根除学术造假之路还很漫长，不但需要有关部门拿出足够的决心和勇气，更要发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