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作风与学术生态现状引起议论纷纷

“世纪中国网站”和《中华读书报》近来备受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学术界目前的糟糕状况给了这些报刊和网站以赢得“眼球”和“点击率”的绝好机会。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它们先后揭露了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的两桩学术抄袭案。揭露有学者把国内外其他学者的成果以编译或直接照抄的方式纳入自己的著作而又不注明出处,认为这种做法已经是不容置疑的抄袭。

在没有事件、没有会议、没有笔战就会显得难堪沉默的学术界,这两起抄袭案在圈内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从而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推到了前台:我们究竟处在怎样的一种学术生态之下?

严谨的学术规范,是维护和支撑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的重要前提。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学术界近年来对学术规范的呼唤,并不能算作是学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行为,更大程度却是对“学术丑闻”越揭越多、学术界越描越黑作出的一种回应。从掺杂水分的拼凑、没有忌讳的抄袭,到充满常识性低级错误的学术翻译,看似成果迭出一片繁荣的学术界受到越来越多来自圈内外的质疑。

许多学者在谈到这些事件时都说,学界违规事件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某种侥幸心理。从业已揭露出的事实来看,学术抄袭大多都是自以为他人不会知道的小聪明所致。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学术界种种弊端得以产生的原因。在他看来,学术界的违规事件,源于长期以来我们还没有很好地确立起知识产权的概念,不尊重知识产权,道德风险就必然很高,知识分子长期以来被轻视,很大程度上也同不尊重知识产权有关。从学术规范的建立过程来看,如果因为程序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就仅仅在技术上修正一些指标,而不是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基础之上提出学术规范,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助长不良风气的蔓延。此外,学术违规事件的发生,还与成本与收益极度不对称密切相关,因为冒险违规,其所获得的收益(稿酬、职称、社会地位等等)要远远大于其可能受到的惩罚,而且被查出的几率也非常小,因此才会引发并不少见的学术抄袭事件。

但随着学术违规事件所引发的讨论的逐步深入,从学术道德的立场时抄袭者加以指责,已经不是唯一的向度。复旦大学的吴中杰教授便表示,我们不能只是在道德的平台上谈问题,在从个人品质的角度指责一些学人损害学术制度的同时,还应当清楚地看到机制问题,制度问题。因为机制的缺陷是更为根本的问题。

学界内外现在普遍感受到,一种把学术成果加以量化的风气,正愈益主宰着学人们的个人与集体行为,也就出现了如下一些“怪现状”。据了解:

一个试图获得博士学位的文科学生,必须在所谓的权威刊物或核心刊物上发表一至两篇学术论文;

一个在两三年内发表了150余篇学术论文的博士生,会得到大学校长的公开表扬;

一个试图获得高级职称的教师,必须拥有一部专著,论文不算,译文不算,译著也不算;

一个不论是什么职称的文科教师,可以凭自己在媒体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到学校领取数额不等的奖金。在某高校,如果你的论文能被《新华文摘》转载,便可领取4000元的奖金;

一份在常人眼里是“清水衙门”的专业学术刊物,能够以一页向作者收赞助费1000-2000元的内部标价刊发“学术论文”……

所有这些“量化”的做法,核心都是围绕着提高“学术生产力”来制定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著作等身”的学者。

在吴中杰教授看来,从成果的数量上来看成绩,如果搞过头,把“量化”绝对化起来,必然会产生出另外的弊端,即忽视了对于“质”的要求。而学术研究却是最讲究质量的,尤其是人文学科,更不能单一地采用“量化”的标准来衡量学术水平。

而从现实条件来看,上述的一些“量化”指标本身就隐藏着学术违规的危险。

比如,有人做过一个简单的换算:如果每位文科博士生要发表一到二篇学术论文,那么,以目前在读的博士生数量来计算,即使全国所有的权威或核心学术刊物全都为他们开绿灯,恐怕都难以满足这一要求。现在学术刊物导师与自己的学生联合署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就是这一“量化”指标带来的结果。

当然,即使建立起严密的学术制度,到最后关键还是取决于人,要靠人来遵守和执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态度平允宽容但不愿透露姓名的名教授指出,在学术进入市场的情况下,学术制度很难做到周严和完美。比如“引用次数”固然是一个适用性很强的学术评判指标,即学术成果的质量以其被引用的次数来衡量,但在一些非常专门的学术领域,一些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或成果可能根本就没有人引用。由此可见,任何一种学术制度都难以提供一个完善的标准。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无论是译文还是论文,最终都要依据质量来评判。学术界要建立良好的学术规范,关键是要有良好的风气。在学术界确立权威和专家的地位,以此来形成一定的评判标准,就不失为一种现实的取径。

这位名教授的“药方”,可能更适合于有中国特色的“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