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论文打假变“假打”

新年伊始，被称为“史上最严处罚”的《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正式开始实施。这意味着今后论文作假者将被取消学位申请资格，而为他人代写、出售学位论文者以及作假者的指导教师、学校等也将面临处罚。

可以说，此举犹如及时雨，正逢其时，大快人心。眼下，如果要将造假列一名单，浮现在公众脑海中的，除了毒胶囊、地沟油、皮鞋奶、苏丹红、瘦肉精，一定还得加上一件，那就是“假论文”。悉数大学诸多痼疾，恐怕十个人中有九人会认为是学术作假。今日之大学生，有些人俨然成为弄虚作假的高手，论文拼凑、赶制、抄袭、剽窃无一不擅长。前不久，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业发表博文，直陈“在所有走过场教育中，最难堪的是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他甚至呼吁取消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一石激起千层浪，该言论立即引来一片热议，虽然该言论稍显过激，但他的担忧不无道理，发人深思。

其实，“走过场”“搞形式”的岂止是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就是在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中也大量存在类似现象，往往学生匆忙应付、老师疲于对付，学生论文拼凑、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近年来随着本科特别是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扩招，我国学位论文造假之风愈演愈烈，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从院士到大学校长，从教授到学生，从北大、清华到普通高校，无不频频曝出论文造假丑闻。许多政府官员的硕士、博士论文也是由秘书或他人操刀炮制而成，许多“注水学位论文”源源不断地批量生产。

学术是大学之魂、兴校之基，诚信是为人之道、学术之本。西方国家非常重视学术诚信。匈牙利总统施米特· 帕尔因为论文抄了几页，就让他深陷论文抄袭漩涡，丢了博士，辞去总统。德国前国防部长古滕贝格、欧洲议会副议长西尔瓦纳·考赫·梅林等多名高层官员也都是因论文作假而被“拉下马”。

相比之下，我国对学术造假的惩戒显然太轻，鲜有取消学位之举，往往是大棒高高举起，却轻轻落下，且高校“舐犊情深”，甘愿充当“保护伞”，对造假行为一味包庇、纵容，久而久之，学术造假渐之风蔓延，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中，我国论文生产越来越多，泥沙俱下，数量高居世界第一，但高质量、有影响的论文凤毛麟角，中国论文平均引用率排名在百名开外，篇均被引次数低于世界平均值，美国《科学》杂志对中国论文的拒稿率高达98%。

在论文作假泛滥成灾、病入膏肓的当下，教育部重拳出击，剑指论文造假这一顽疾，开出一剂猛药，非常给力，正顺应了公众的期待，深得民心。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好的政策也未必收到好的效果，“史上最严处罚”的“重拳”还需谨防打在“棉花”上，避免打假变成“假打”。

一者，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应尽快出台实施细则，让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具有可操作性。法度已定，现在关键是落实执行。“史上最严处罚”如何才能落到实处，令行禁止，需要地方出台更为具体的规定。例如文件列举的作假行为包括“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但对剽窃的界定并不清晰，“剽窃”意为抄袭窃取别人的著作的行为，包括完全剽窃、部分剽窃，复制粘贴剽窃、词语转换剽窃等，不同的情节显然应予不同的处理，但这些都没有具体规定。当前的处理办法较为原则，可操作性还不强，容易让作假者钻空子。高校应细化，这样可操作性越强，执行起来越便捷。

二者，对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处理要与学位论文的改革统筹兼顾起来。学位论文作假固然和学生诚信意识缺乏、不遵守学术规范、论文导师指导不严谨有关，但还有一重要原因就是学位论文制度本身。在国外，许多高校本科毕业生不必撰写毕业论文，只需通过课程学分。我国要求本科生和硕士撰写论文，本意是好的，但由于学生大四期间准备就业、考研、出国，且学生科学研究能力有限，往往难以认真完成学位论文，故出现闭门造车、敷衍了事、剽窃抄袭、买卖论文等现象。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已有不少高校尝试改革，学生可凭社会调查报告、发表的文章、科研成果来替代毕业论文。此举既激励学生对学术真正产生热情，锻炼了学生能力，又避免毕业论文流于形式和临时抱佛脚的现象。

再者，论文打假还需不惧权威，既拍苍蝇，又打老虎。为了确保“史上最严处罚”的严肃性，必须统一尺度，既严肃处理学位作假的学生，又要追究那些代写人员、指导老师和高校的责任。现实中，从事创收副业、参与论文代写、论文刊发收费的不乏博士生、硕士生和一些讲师及副教授。处理办法中规定，对代写学位论文人员和审查把关不严的导师严肃惩罚，这一点必须落到实处，因为现实中，人们见惯了丢卒保帅、不痛不痒的道歉和校方无期限拖延处理结果，最后对论文造假行为不了了之。

只有对论文作假行为保持零容忍，绝不姑息，这样“打假”才会取得实效，否则只会越打越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