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假事件拷问学术道德

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在许多人心目中是神圣的“象牙塔”，然而，近来一件连着一件的学术造假行为令人大跌眼镜，以至于有评论称，“中国虽然还没有出现世界级科学明星，但国家级科学明星被发现造假的已经不少”。

以“汉芯”造假事件为例，它给我国学术界带来的震撼是史无前例的，如同它当初给国人的惊喜一样。可以说，中国学术界上演了一场《皇帝的新装》的大闹剧，尽管闹剧最终被拆穿，但过程却发人深省。它给中国学术界带来的不仅是耻辱，更是警醒。

首先，狂热的追捧何时能回归理性？“填补xx技术在我国的空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如此字样，何等熟悉！这样的鉴定同样给了汉芯，伴随的还有掌声和民族的骄傲。长期以来，在高科技领域，打“民族牌”的技术总能轻易得到国人的追捧。正是在此背景下，“汉芯一号”旋即一路走红。并不是说扶持自有知识产权的技术不好，只是，不能凡是冠以“汉芯”等诸如此类名号的技术和产品都不顾一切地去追捧。

其次，专家鉴定组该如何操作？在“汉芯”的多次鉴定中，专家组成员都是当前中国顶尖的半导体专家，可假芯片居然在他们眼皮下蒙混过关，还被作出极高评价。显然，这暴露出我们在科技产品验收和鉴定方面存在的巨大漏洞。

在高科技产品的鉴定中，专家组的鉴定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目前在一些鉴定会上，专家往往只是走走过场，成为幌子，往往在鉴定会当天才能拿到材料，半天的时间很难了解清楚技术的情况，而且迫于压力和人情关系不得不做出鉴定。更重要的是，鉴别会上签了名也就万事大吉了，出事后并不需要承担责任。

再次，政府该如何管理科技经费？“汉芯一号”在问世3年时间内，向国家有关部门累计骗取无偿拨款1亿元。若不是有人举报揭开黑幕最后调查定论，科技资金还将源源不断地输向“汉芯”。中科院院士张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科技界不是在淡化名利，而是在强化名利。一些科研单位人员的部分收入直接和科研经费挂钩。”“不拿白不拿”的心态在科技界中非常普遍。“先拿下科研项目经费再说”的思维方式导致很多项目资金的投入落地无声。“我总会犹豫。凭良心说，我真的没有把握能够做出真正创新性的成果来。我现在哪里有创新的能力、激情和勇气？所以我想，最好不要这笔钱吧，要了会对不起国家的。但是，再想想，反正通常是5年以后才交账，钱用不好又没有人追究我的责任，而且总能找到交账的办法或借口，比干别的风险小得多，最终还是会去拿。”一位学者曾这样坦承自己在科研经费上“拿还是不拿”的矛盾心理。

最后，产生“汉芯事件”的深层土壤是什么？近几十年来，韩国的经济和社会取得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受此影响，“高速文化”成为了韩国社会文化的特征之一，于是不少韩国人总是急于以自己的非凡成就，来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在这种社会文化和公众心态之下，不论是韩国人将黄禹锡尊奉为“克隆之父”、“民族英雄”，还是黄禹锡急于拿出成果来为韩国赢得荣誉和尊重，都不足为奇。从一定意义上说，“急功近利”的社会文化才是产生“黄禹锡事件”的深层土壤。韩国黄禹锡的“土壤”如此，中国“汉芯事件”的“土壤”也颇有相似之处。我们同样习惯于将那些取得成就并赢得了国际声誉的科学家视为民族英雄，将他们请上“神坛”，在他们头上戴上各种各样耀眼的光环；有些时候，我们同样片面看重外国人对我们的评价，把民族自尊心无限放大。中国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社会文化中同样弥漫着“急功近利”的气息??在这样的“土壤”之上，我们同样结出了一些科学造假的“恶果”。

真正的研究，需要艰苦的努力。但是造假的研究，只需要一小步，就可能得到荣誉的光环。靠造假运作出炉的学术成果，严重影响了我国学术研究的发展进步，严重损害了我国整体的学术声誉，不仅是学术、文化公害，而且可以说是全社会的公害。2006年6月的一期美国《科学》杂志中有一篇新闻报道，题目是《学术腐败丑闻动摇中国科学》，文章的副标题上写着，“学术腐败的日益增多将迫使中国的科技界领袖或者选择清理门户，或者眼看他们这样混乱下去”。有的评论就说，时光倒流到十年前，该杂志的评论可能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然而今日，这样的评论已不会引起中国人太过激动的反应了。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博士生导师张玉敏教授认为，学术应该代表一个民族的良心，学术造假从某种程度上讲，比官员腐败和受贿对民众和社会的伤害更大，这对于民族道德观是一种严重损害。在举国上下把“自主创新”当作时代的主旋律时，揪下辉煌一时的“汉芯”的虚假面纱，证明了我国“创新打假”以及直面当前高科技管理体制中种种弊端的决心。希望“汉芯”造假案这个狠狠的耳光，能打醒一批还在迷糊中心存侥幸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