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立学术道德的根据

众所周知, 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学术道德作为人们在特殊的社会活动— 学术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行为期范, 既有着与一般道德相同的共性, 也有其特殊的个性。因而, 考察学术道德建立的根据, 必须既从一般的方面着手, 而又考虑到学术活动的特殊性。其要旨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学术独立为前提

科学和学术是人们探索主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在学术活动中, 学者应牢固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 坚持学术的独立。这表现为以下几点:

1 、学术活动应相对独立于政治

作为政府, 对学术活动应当进行指导、监督, 但不应该过多干预, 应给予学术充分的自由, 古今中外, 不管什么时候, 什么地区, 只有学术自由, 才能获得学术的繁荣; 反之, 则是学术的衰落。“诸子百家” 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术繁荣期的标志; 而“ 罢默百家, 独尊儒术” 则逐渐造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僵化; “新文化运动” 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而“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方针,则是建国初文化、学术繁荣的重要因素。因而, 政治决不可过多地干预学术, 否则会导致学术的不良甚至畸形发展。再次, 随着经济的发展, 科技和文化事业日益社会化、市场化, 学术应更直接地服务于社会现实。这是学术应当的发展方向, 也有利于学术道德的建设。

2 、学者应有独立的品质与尊严

作为知识分子, 学者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品质。一是科研要想取得成就, 必须有独立、自由的头脑。美国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曾指出, 不阻碍科学进步的惟一原理是:怎么都行。因为, 我们要探究的世界是一个未知的实体, 因此我们必须使我们的选择保持开放。他提倡一种多元的方法论,反对把任何确定的方法、规则作为固定不变的和有绝对约束力的原理, 用以指导科学事业。因为没有一种方法、一条规则能避免有朝一日在某个场合遭到破坏的厄运。固守某种方法程式, 不但不能得到满意的科学结论, 而且迟早会阻碍人们有效的科学发现。事实上, 古代原子论的提出、近代哥白尼革命的发生、现代原子论的兴起以及量子观念的诞生, 等等, 都有这样一个前提: 或者是那些思想家决定不再受某些“显而易见” 的方法论规则的约束, 或者是他们不知不觉地打破了这些规则。只有这样, 才会有所创新, 有所成就。二是要想使自己的成果对社会有益, 必须保持独立、自由的头脑。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 人民的喉舌, 应当“ 为国尽责, 为民代言” ;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一贯拥有“ 以天下为己任”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谓“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学者崇尚的社会职责。因而, 在通过自己的研究活动取得一些认识之后, 有独立品质与尊严的学者就能够凭自己的敏锐思维与科学良知, 不畏权贵,不怕外在压力, 敢于坚持真理, 敢于发出不同于流俗的声音, 不媚上、不媚俗、不媚外, 一切服从事实, 一切服从真理, 从而有益于社会, 有益于人类, 同时也显现出自己的价值。三是有独立品质和尊严的学者, 会珍惜自己的名誉, 会尊重前人和他人的成果, 不剿窃抄袭, 不弄虚作假, 有一份知识分子该有的骨气和志气。

二、应以探索真理为宗旨

学术活动的本质是一种探索活动, 其宗旨应当是探索真理。这既是造福社会、造福人类的需要, 也是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探索欲、实现个人价值的需要。因而, 在学术活动中, 必须坚持为科学而科学, 为真理而奋斗。科学活动需要忘我的劳动。科学研究是一项复杂的脑力劳动, 需要研究者将所有的活动都集中在自己的研究对象上, 汇聚起全部的精力去解决所提出的问题, 甚至达到忘我的境地。一名学者, 一旦有了为科学而科学, 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 就能做到在任何科学研究中, 淡忘名利、地位、金钱等世俗的东西, 心中始终只有科学, 就能忘我地工作、劳动。

探索真理的任务需要学者们尽量不被世俗所干扰, 努力摆脱世俗的牵累, 摆脱分散注意力的各种干扰, 使精神处于高度集中而又放松的状态。在这样一种状态下, 才能有效地提高智力活动的水平, 有利于思路的活跃、开阔和灵感的出现, 从而有利于成果的获得。以探索真理为宗旨, 有利于对真理的坚持。因为有源于对真理的爱, 所以真正的学者有坚持真理的勇气, 和敢于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詹纳为找到治疗和预防天花的方法, 冒着生命危险接触天花病人, 在自己和儿子身上进行实验, 最后终于成功地发明了牛痘接种法用以预防天花, 布鲁诺坚持太阳中心说, 坚决不肯屈服于教会的淫威, 最后竞被活活烧死。正是源于这种对真理的探索与坚持学者们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为社会、为人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应以造福社会为归依

作为知识分子, 其职业价值主要在于对知识本身的创新、积累和传播, 并通过这种创新、积累与传播, 造福社会、造福人类。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年代, 科研活动主要出于好奇心的驱使, 对人们的生活影响较小。1633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时, 竞立下了这样的宗旨: “科学不可干预社会生活。” 然而,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转化为生产力, 科学早已从社会的边缘走到了社会的中心, 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前所未有的作用。知识分子创新、传播知识, 发明、改进技术, 不断解决人们理论与实践上遇到的问题, 促使科学和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也促使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进步。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 学者必须明确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重任, 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活动可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每一个学者, 都应当尽量使自己的研究有益于社会; 应避免进行可能对社会产生消极影响的科研活动, 或在发现自己的成果被用于不利于社会的方面时,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阻止。这既是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意识,也是他们决不可少的一种科学良知。

北宋思想家、哲学家张载有一句名言: “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 表现出一种知识分子造福社会的崇高使命感。这是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人生理想, 曾激励着无数的后来者为之努力奋斗。今天的知识分子和学者更应该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自觉地把自己的学术活动与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奉献、为社会造福联系起来, 坚持以造福社会为归依。这是建立学术道德的最终依据。

总之, 建立学术道德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学术人员之间的相互关系, 保证学术活动的顺利进行, 最终保证学者和学术的社会功能的发挥, 使之造福社会、造福人类。为达此目的, 坚持学术的独立是前提, 坚持以探索真理为宗旨是关键, 而坚持以造福社会为归依是保证。从这三方面着手, 我们有望建立起一套科学、客观、公平、公正、有效的学术道德规范, 使之对当前学术活动的顺利开展作出贡献。最后, 需补充的一点是: 应当

说, 上述关于学术道德建立根据的论述, 是建立在相对独立地考察学术活动的基础上的。事实上, 作为一种特定领域的道德规范, 它仍然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 而且必然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因此, 要想建立一套理想的学术道德规范, 决不仅仅只是学术界内部的事, 也不仅仅是学者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从根源上讲, 还有赖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协调与顺畅, 有赖于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提高, 有赖于学术制度的完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