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不端行为成因分析

社会资本理论是从社会结构出发，研究个人行为的重要社会理论，讨论嵌入社会结构网络中的个体利用手中所掌握的社会资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问题。学术不端作为学术主体追求经济、荣誉、升迁等利益的越轨行为，是对稀缺学术资源的争夺与浪费，其本质是不同学术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主要表现为各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占有量之间的博弈。而影响社会资本占有量多寡的因素除了个人关系网络规模的大小，还受到学术诚信环境和学术规范落实状况的影响。

(一)成因一：关系网络封闭

布尔迪厄指出体制性网络及其规模是个体占有社会资本的关键性因素，这种“社会网络不是自然赋予的，必须通过投资于群体关系这种制度化的战略来建构”。林南进一步解释，因为“社会资本根植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从而社会资本是“在具有期望回报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投资”，并且“个人为了创造收益才参与互动和建立网络”。_2 作为社会资本研究的基础，这种关系网络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依托血缘、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熟人、半熟人社会，费孝通将其描述为“差序格局”，即“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关系”。_5]不同于普遍利益基础上的关系网，这种独特的关系网络具有更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在学术领域则表现为学派、师门、老乡圈子等，对学术资源的分配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不同个体所经营的关系网规模、密度、内聚性等 存在差异，从而能够获得的学术资源总量不同，导致学术等级制的产生；另一方面，圈子内部又自成金字塔系，重新分割资源。如图2所示，根据学术资源占有量的差异，C和E、B和F、A 和G各自形成相应的平行关系网络，而同时又因为ABCDEFG都处于同一圈子，形成了相应的垂直网络。这种资源占有量之间的差异是导致学术不端行为的根本原因，包括论文发表机会、课题审批权、课题资金、结项审批权等。

处于平行网络圈子中的各人共享有限的学术资源，迭演博弈之后达成内部利益均衡，抵制外部力量介入，从而维持现状，固化既得利益。其深层次结果是导致学术资源垄断，进而加剧两极分化，产生马太效应，优势群体占有越来越多的资源，而弱势群体占有更少的资源。一方面，垄断者利用剩余资源进行学术寻租，如有些期刊杂志以收取版面费等为条件发表质量良莠不齐的论文、成果，创造大量学术垃圾，以博士毕业必须发表至少2篇核心期刊为例，2008年全国博士在校生将近24万，④则论文发表总数至少为48万以上，该年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和引文库来源期刊总数为1083种，按平均每本期刊年发表论文数150篇计算，年吸纳发表的论文总数不足16万篇，且仅吸收5万左右的研究生论文发表，这就说明每年至少有4O万以上的论文上不了正规期刊版面，这也是为什么“论文黑市”如此猖獗的原因。另一方面，学术贫民④为了评职称、完成考核目标等不得不接受论文发表中的版面费、他人挂名等不端行为，更有甚者进行论文买卖，这些均严重违反了基本学术道德规范。此外，在成果鉴定和奖项评定过程中，碍于人情和面子，往往只是走形式、走过场，评审专家与申请者之间遵循“义务—— 期望”的潜规则，互利互惠，内定现象普遍。

而在垂直网络中，圈子内部的金字塔式体系决定了上层代表手中握有大量学术资源，垄断了学术资源的供给。因此，在各种学术评奖、资源分配的决议中，学术精英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宗旨，学术资源又更多地流向了本门本派，造成流派问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愈演愈烈，“富者愈富，贫者欲贫”。另一方面，流派之问的相互攻讦与护短行为，为学术不端披上了“遮羞布”，为学术不端行为逃避制裁“保驾护航”。以“汪晖抄袭事件”④为例，“挺汪派”所采取的“学者签名运动”就是一种典型的熟人之间的维护行为，而学术机构出于名声、形象等考虑对下属职工的庇护成为学术不端行为的保护伞。这种利用手中掌握的特权“护航”学术活动，降低了学术不端行为的成本和曝光率，提高了学术不端的吸引力，刺激了学者采取越轨行为的决心。

(二)成因二：社会信任悖论

信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科尔曼将信任作为社会资本存在的前提，并列举了纽约犹太钻石商的例子，几袋价值连城的宝石在没有签署任何文件的情况下拿去整夜化验，而“使得这些高效率的交易有可能进行的，就是信任”o E7]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存在使各种资源的占有与分享成为可能，并且，当行动的双方成为更大网络的一部分时，信任就会随着相互期待而增加，更大的社区会强制推行各种约束因素，波茨称之为“可强制性的信任”。“信任程度和‘信任半径’是衡量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标准，因为它们可以决定社会成员的合作范围、合作方式、合作深度、合作成本”。¨7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信任主要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等共同基础之上，并按照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呈现“强信任”到“弱信任”的变迁。在学术系统中，信任主要表现为师生、朋友、同事、师门之间的相互信赖。一般而言，随着社会信任环境的改善，学术不端行为将逐渐减少，然而事实表明信任程度越高反而越容易导致学术不端，信任程度与学术不端之间的关系呈“哑铃型”。

在强信任环境下，双方信息对称，对学术不端的监督依赖于个人诚信，于是在学术活动中，双方严于律己，完全信赖对方，学术不端行为很少发生。但当前整体学术道德水平的下降造成强信任环境下的高学术不端。虽然信任环境恶化，但亲缘关系、师门关系等仍然处于高信任甚至过度信任状态，为数据造假、滥用署名、论文抄袭等提供了机会，这主要表现为导师对学生的信任，编辑对名人的信任等。以浙江大学“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为例，李连达院士作为贺海波的指导老师，对其弟子的学术操守与论文质量充分信任，从而放松了对试验数据真伪的严格检验，并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贺海波发表多篇署上导师名字的学术论文，导致造假事件的扩大化。“名人效应”成为贺海波持续发表造假论文的推动力。众所周知，署上专家姓名的论文或成果更容易发表和通过审批，获得奖励，这是因为名声赋予的“晕轮效应”掩盖了学术活动中的瑕疵，并且编辑、评委的名人偏好也会影响到评审工作的严肃性与公正性。因此，很多作者会在不告知当事人的前提下署上对方的姓名，抄袭对方的学术成果，借以提升自己的学术名声和学术成就，并且两者之间的关系越亲密，可能性越高。

而在弱信任环境下，学术不端普遍存在的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相互利用，各取所需，这种纯粹的利益交换不以学术质量为标准，从而放任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在大多数论文发表过程中，作者只需缴纳一定版面费，期刊杂志社便保证发表而不辨质量与数据真伪，甚至顾客只需付费就提供论文写作、修改、发表“一条龙”服务，为学术造假、抄袭、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当然，也有例外，人与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相互质疑，从而致使严格按照程序规范履行学术职能，不放任造假、抄袭，很好地遏制了学术不端行为的蔓延，不同学术门派之间的相互揭短就是很好的例子。

(三)成因三：学术规范失灵

在社会资本理论中，虽然规范的出现主要是作为道德约束的后备，但社会规范的存在仍然是社会资本理论重要的论证核心。波茨在系统论中将各种约束规范解释为“强制推行的信任”，是社会网络畅通的重要保障。在各个系统中，不论参与双方的信誉有多好，制度化约束仍然是保障体系正常运行的基本投资。“社会规范的建立与执行，有利于普遍信任的形成和人们交往，有利于减少人们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互惠规范有利于促进共同体内个体与群体间的合作”然而，社会制度变革的滞后与监督体系的不完善，不能有效预防各种社会越轨行为的发生，学术规范的失灵引起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

第一，对学术不端行为缺乏科学、统一的界定。尽管学术界对学术不端行为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但对学术不端的定义仍然存在争议。《中国青年报》2006年11月15日刊登了“十类不端行为”：抄 “汪晖事件”笔者持观望态度，此处仅就事件处理过程出现的行为进行讨论。第4期 胡春艳，刘建义：学术不端行为的成因及治理：社会资本的视角 129袭剽窃他人成果，伪造篡改实验数据，随意侵占他人科研成果，重复发表论文，学术论文质量降低和育人不负责任等。中国科技技术协会在2007年1月发布的《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试行)》中明确界定，学术不端行为是指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的各种造假、抄袭、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共同体惯例的行为。同时，2009年3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模糊定义容易引致不同学术主体间对同一行为的争议，学术规范的落实缺乏依据，引起学术投机行为泛滥。

第二，学术规范变革滞后。政策制定者的利益偏好和科学知识的局限，阻碍了学术规范的变革，“重审批、轻监管”、“重数量、轻质量”、“重投入、轻产出”的管理观念依然存在；而规章制度制定的延时性致使现有的学术规范不能有效、全面反映当前学术创作中的新问题；学术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学术行政现象突出，在成果鉴定、课题申报、论文发表等事件中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造成学术成果的低质、重复问题严重。同时，惩罚机制的不完善和惩处力度过轻，很多单位不能正确看待学术不端行为，引致社会对整个学术体系的质疑。

第三，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在现有的学术规范配套制度体系中，职称评定、职务考核、生活压力等是挡在学术道路上的“三座大山”，各种各样的评定考核既压缩了学者真正从事学术活动的时间、精力、资源等，又迫使大多数学术群体不得不“被学术不端”。各种各样的硬性考核指标滞后而不切实际和学术评价体系的不科学、不合理抑制了学术主体的积极性，特别是学术道德的衰落和社会信任环境的恶化严重扭曲了学术主体的价值取向，整个学术领域处在一种浮躁状态。相关制度规范的不完善不仅阻碍了学术规范的改革步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型学术不端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