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为论文抄袭提供“动力”

2009年7月28日《学习时报》刊登文章说，这些年来，高等学校除去固有的教育培养功能外，也额外担负起“就业延时器”的社会政策功能。研究生培养要么充当本科毕业生就业的缓冲器，要么成为已踏入社会的部分人渴望改变境遇的跳板，这些都已和研究生的学术培养目标背道而驰。不过旧的研究生培养机制却相当顽固，比如课程的选择，以及毕业论文的标准，还是按照过去学术后备军的培养标准，这种制度与现实的“时间差”搞得师生双方剑拔弩张，导师怪罪学生不安心读书，学生埋怨导师不理解就业苦衷。这种对立情绪如今在各个高校里，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氛围。为了摆脱这种体制与现实的矛盾，学生们开始盘算，如何以最轻便，最节省成本的方式获得学位，于是给导师送礼、抄袭等手段自然成为部分学生的选择。或许，我们在论文抄袭的问题上，不能再简单地移用过往所习惯的学术品格的批评逻辑，而是要看到这种“不诚信”的行为是如何被一个扭曲的体制所催生出来的，学生不是道德圣人，天之骄子的神话也早已幻灭，以道德话语与学术标准去要求那些迫切需要获得文凭证书的学生，或许只能满足批评者的道德想象而已。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强大且暧昧的体制内部产生的混乱与自相矛盾，我们越想以方便的方式去摆脱这种困境，却只能一再发现，我们将会越陷越深，最终成为强大体制力量的牺牲品而已。

从“标语时代”到“流行语时代”2009年8月4日《南方都市报》刊登评论文章分析，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恐怕再也找不到比标语更能透射反映中国世态的载体了。从“打倒×××”到“×××万岁”，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到“少生孩子多修路”———在既往标语风行的中国，标语的道德感召和榜样辐射效应是巨大甚至是无穷大的，可以看出，在“标语中国”的语境下，标语都带有自上而下的官方色彩，标语不仅是标语，还代表着政府和公权力的权威与价值导向，内容虽然空泛简短，但却百分百地受到公共社会的自发认同并群起奉行。与标语的落寞相比，如今正是一个“流行语”的时代。几乎每一个流行语，都让我们对一起起关乎公共诉求的公共事件记忆深刻。在对传统语言规则的颠覆背后，在搞笑的表象背后，其实蕴涵着或悲凉、或无奈、或乏力、或愤怒的形形色色且复杂的大众情感，寄予的是社会公平和公共道德的渴望和诉求。所以，流行语的价值在于表达而非娱乐———在流行语“流行”的时代，公共监督和公共权利诉求的动能得到了激情的释放。从“标语中国”到“流行语时代”的转变，无形中反衬出，公权力高高在上、灌输式“教化”民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需要关注的是，面对民意的嬗变，公权力是否做好了相应的制度和伦理准备。无论是创新工作方式取代老一套的“贴标语”，还是善于从“流行语”中获得相应的信息、吸取相应的“教训”、强化崇尚公平正义的权力伦理，都值得期待。